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2.0035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还导致大量难民①的出现。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俄国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一直面临严峻的难民危机。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一战期间俄国难民问题的关注度不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对该问题的涉猎才逐渐增多，目前俄罗斯学界已取得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从研究范围和视角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一战期间俄国全境的难民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对难民问题进行讨论；②二是以某个省、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难民为研究对象，就难民疏散、救助及安置状况等问题展开论述；③三是以难民疏散和安置过程中的某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对难民的疏散和救助情况进行研究。④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俄罗斯学界对难民问题的研究存在如下倾向：一是多数学者将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和救助难民的组织、个人作为研究重点，而对难民本身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少；二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化”倾向，研究某省、某地区难民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多，而关于难民住宿、食品供给、医疗救助和就业等问题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三是一些研究成果仍停留在简单的“叙事”层面，广度有余，而深度略显不足。 国内学界对一战期间俄国难民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已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多关注十月革命前后逃到其他国家的俄国难民，鲜有论及一战期间俄国国内难民的疏散与救助问题。⑤一战期间俄国大规模疏散难民的原因、俄国难民的分布和构成情况、俄国政府采取的难民救助措施及其成效，以及难民疏散与救助对战时俄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依据相关档案资料，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俄国大规模疏散难民的原因 一战期间俄国第一批难民在1914年8月即已出现，但是，直到1915年春之前，仍以自发逃难的难民为主，总人数不超过几十万人，且大部分难民在前线附近定居。他们主要是为躲避战乱而自发逃难的前线附近的居民，伺战事停止便很快回到家乡。此时难民逃难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以马车为主的畜力车，而那些没有车的难民只能步行逃难。1915年春，德军在俄国西部和加利西亚发动攻势，难民数量开始急剧增加，而且以政府强制驱逐和疏散的难民为主。为了减轻前线地区的压力，1915年8月4日，俄国政府决定将难民大规模迁移到内地各省。⑥1915年9—12月是俄国难民疏散的高峰期，一战期间俄国绝大多数难民都是此时产生的。据统计，1915年9月中旬，俄国有75万难民，但在接下来的3个半月时间里，有200多万难民被疏散到东部省份。⑦正如内务部官员所指出的，到1915年9月，随着俄军的撤退，难民的流动呈现出大规模迁徙的特点，无数饥饿的难民向东方迁移，无家可归的人不断增加。⑧随着难民不断增多，畜力车已经无法满足其疏散需求。为此，1915年秋季政府开始用火车将难民直接运送到后方省份。据统计，1915年10月，运送难民的列车达200列，而用于难民临时居住的货运列车车厢多达12万节。⑨1916年，难民疏散情况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的难民潮。1917年，俄国接收了罗马尼亚和加利西亚的难民，但人数相对较少，没有通过铁路进行大规模的难民疏散，而且很多难民留在了前线地区。⑩ 1915年夏秋季节，俄国之所以突然出现大量难民，一方面是因为俄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大量领土沦陷导致当地居民大量逃亡；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军事和民政当局对前线地区居民实施了强制驱逐政策。该政策的出台首先受到“间谍恐惧症”的影响。在一战期间的俄国，“间谍恐惧症”主要表现为：国家或军队领导人为开脱罪责，维护自己的权威，消除民众的质疑，掩盖战争失利的真相，将战事失利责任归咎为人民内部存在“间谍”，并将寻找“间谍”的行动扩大化，将所谓的“间谍”逮捕、关押，或是强行驱逐到后方省份监视居住，进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寻找“间谍”运动多由战场上失利的军事领导人发动，因为他们需要为自己辩护。正如Н.В.格列科夫所指出的：“形势越是危险，政府就越是需要‘整合’不同社会群体。”(11) 一战初期俄国在战场上多次失利，早日结束战争的希望已经破灭，同盟国军事力量薄弱的传言早已不攻自破。无论是最高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大公，还是战前在俄国总参谋部担任要职的军官，都需要为战场失利寻找合适的借口以消除沙皇以及公众的质疑和指责。在这种背景下，俄军最高统帅部自然希望通过寻找“间谍”来平息公众的不满和愤怒。而且当局也认为，在战争期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发动寻找“间谍”运动是“团结”不同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抽象的口号作用有限，必须让后方感觉到附近的“敌人”。(12)可以说，俄国发动的这场寻找“间谍”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消解公众疑虑，因为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人们都无法相信国家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对于他们来说，宁肯相信大量“间谍”充斥着祖国，也不愿相信自己的领袖愚蠢无能。俄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发动了寻找“间谍”运动，而在于未能把握好尺度，最终导致情况失控。尤其是1915年大撤退时期，俄国寻找“间谍”运动达到了高潮。(13) 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不仅一些“间谍”军官被逮捕，前线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也被强行驱逐、流放甚至监禁，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14)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波罗的海地区，因为那里的地主和贵族大多是德国移民。正如С.Г.涅利波维奇所指出的那样：“居住在俄罗斯帝国西部各省的德国人、犹太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罗姆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都遭到了迫害。”(15)1915年，俄国政府决定有组织地将边疆地区的人口向东撤离，其中大多数人被强行赶出家园。20万犹太人被以“叛国罪”之名从库尔兰省和科夫诺省驱逐出境，甚至连受伤的士兵、分娩的妇女、医院的重病患者和疯人院的病人也未能幸免。他们在接到驱逐令后一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然后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难以携带的财产。(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