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3.002 伦理中的脆弱性问题近年来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1986年纳斯鲍姆出版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认为伦理道德会受到诸多复杂因素或者说道德运气的影响，并不按照理性所制定出来的抽象原则而落实发展；1999年，麦金太尔出版了《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从人与动物的连续性出发，指出人类在苦难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伦理学应该将脆弱性纳入研究范围。尽管纳斯鲍姆和麦金太尔讨论的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不承认人类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未对人的脆弱性给予足够关注。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心目中道德高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他为了重大的事业则不惜一切，甚至于自己的生命，因为不能以一切为代价而活着。他喜欢做好事，但羞于接受好处。因为做好事是一种超越，而接受好处则是被超越。”①从亚里士多德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是生活中的强者，他极度强大以致超越于他者之上，以强者的姿态施恩于他者；他不愿变成接受他者帮助的弱者，即使他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也要加倍奉还，从而通过将他者置于受惠者的地位以维持自己的强者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为强者本身是符合道德要求的，成为弱者则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反道德的，因此，他彻底否定脆弱性在伦理道德中的价值。②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强有力支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生存竞争决定了人们必须成为强者，弱者作为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正因如此，尼采强调强力意志，鼓吹人要成为超人、强人。在纳斯鲍姆和麦金太尔看来，西方伦理道德的建构基于纯粹的主观想象，严重脱离人类现实，根本就无法在现实当中得到落实，为了重建伦理道德，我们必须给予人类的脆弱性以充分关注。 如果伦理道德像西方那样一味地强调超人、强人，那么，伦理道德就必然会缺乏关怀性，就不能真正关心人、爱护人。不过，如果我们将目光由西方转向中国的儒家伦理，我们就会发现，儒家伦理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西方伦理截然不同的面貌，儒家伦理高度关注人的脆弱性，不仅如此，儒家伦理甚至直接表现为一种脆弱性，从而让人感觉儒家伦理就是脆弱性的，这可以从儒家伦理在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猛烈批评中得到证明。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就曾经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③，认为中国整个传统文化都是柔弱、脆弱的，缺少强力，这也导致中国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一败涂地，因此，为了扭转中华民族在中西互竞中的颓势，陈独秀呼吁开展“兽性教育”，激发人们争强好胜的意志，增强人们好勇斗狠的能力。实际上，这并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突发奇想，吴虞、鲁迅等都发出了类似的批评声音。虽然这种尖锐的批评主要是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儒家伦理的本来面目，但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脆弱性在儒家那里不但没有被忽视乃至无视，反而是得到了高度关注，脆弱性不仅是儒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构成了儒家伦理本身的一个特性。正因为脆弱性是现代伦理建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伦理对此又进行过深入思考，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儒家的脆弱性思想。不过，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庞大，非一篇文章能够完成，因此，本文仅以《论语》中宰我问三年之丧为线索，管中窥豹式地揭示儒家伦理中脆弱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儒家对于脆弱性的肯定 宰我问三年之丧的故事出自《论语·阳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④ 这个故事涉及守丧之礼、孝、仁等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主要问题：仁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而孝悌是“为仁之本”，孝悌的重要表现就在于父母去世之后子女的言行举止，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守丧这段时间中的表现。因为这个故事揭示了儒家伦理学说中的三大要素，它是理解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所以，它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不过，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孔子与宰我之间的直接对话，因而研究的重点自然也就在安与不安的问题上，从而得出儒家的孝道、仁道是以仁心善性、情感性作为基础的结论。⑤虽然这种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利于人们重视伦理道德中的情感性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并没有充分发掘这则故事的深层意蕴。在这种理解中，人们忽视了孔子在宰我出去之后所说的话。实际上，孔子面向其他弟子点评宰我并不是背后闲话，而是对于自己言论的进一步阐发，以便让弟子明白自己的立论根据。因此，如果我们只将精力集中在孔子与宰我的直接对话上，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仁心善性缺乏根基，人们就无法理解君子不为父母守丧三年为什么会“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正因如此，本文将儒家伦理中脆弱性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宰我出门之后孔子所做的进一步阐发上。 虽然儒学以成圣成贤为目标，但是儒家的圣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圣人也是普通人。孔子在古代被看作圣人的代表，号称“孔圣人”，在其在世的时候，时人就许其以圣人之名，认为他是“天纵之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人们评价圣人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认为圣人高出于普通人之上，像颜渊、子贡等人就说孔子的学问修养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但从“出于其类”就可看出，圣人与我们是同类的，“圣人之于民，亦类也”⑥，他们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比普通人表现得更加优秀而已。孔子面对时人的赞扬，诚恳地表示自己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非要说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好学不厌，诲人不倦”，这虽然能使孔子超凡入圣，但这并不能使孔子超凡入神。从整体上看，圣人与常人并无根本区别，圣人也是常人、普通人，只在道德修养方面超乎常人。既然儒家所讲的不是神，而是常人、普通人，普通人就不会像神那样完美无缺、全知全能，就必然会有缺陷与不足，会有脆弱性、依赖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恰恰体现了人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