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降的西方思想学术似乎很少再讨论人性的问题，包括在那些具有社会实践指向的领域，比如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这个领域里的最重要思想家鲜见对人性的专门探讨。这和传统社会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启蒙时代的思想也有相当的反差。传统思想中，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和道德是紧密联系人性来思考的，儒家性命、心性、性理之学一直构成其学说的一个主要思想线索和内容。道家试图返回或尽量接近人的自然本性。古代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后力图认识人自身。东西方宗教则试图在认识神的同时也努力认识人，认识人的有限性乃至罪性。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世界，启蒙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派尝试依据人性的结构而非神学的教义来建立自己的道德哲学，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就以《人性论》命名。法国启蒙派也试图认识人，尽管其有的观点比较极端，比如认为人就是机器。德国启蒙派的主要代表康德尝试建立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在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能希望什么的著名三问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前面三问都和这个基础性的问题有关。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也都试图在一种人类的最初状态中展示人的初始本性，他们从中引申出的不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也是和他们所理解的不同人性紧密相关。 可以说，人性今天已成为一个沉没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思想学术界就能绕开人性。研究者还是会从方方面面讨论人，许多学者也还会暗中有自己的人性认定。例如，罗尔斯在他虚拟的“原初状态”的思想设计中就实际上还是含有人性动机和环境的一般假定，一种人会追求“最大的最小值”的动机假设导致选择了差别原则。所以，这个问题往往又只是一种“沉淀”，继续存在但隐而不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性对于价值和规范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当今美国身份政治的种种强烈诉求也暗含有许多对人的差异性的设定，和人性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人性的设定常常是隐含的，不便公开讨论，也不易和真实的人之常性比较。由于缺乏对人性的全面、系统和公开的探讨，偏颇的意见流行，我们就常常不清楚我们究竟能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行动才算正当，以及我们最终能够希望什么。 为什么人性的问题到了当代隐而不显?这可能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认为探讨人性的问题容易变成一种玄思的形而上学，而过去的人性探讨中也的确有这样一种倾向：一谈人性，就集中在人的形而上学本质，有些思想天马行空却不能够脚踏实地。而如果只是泛泛高论，玄思也会是一种迷思。只是形而上学地谈人性还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可能将一切都归之于“人性”，到此之后就不再进行细致和具体的分析了，而只是试图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很难说在知识形态上是完全可靠的。 维特根斯坦表现了一种彻底的、基于知识的可靠性和明晰性，他对于讨论人性、人生、信仰等问题是拒斥的。他并不是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或不存在，而是认为哲学无法讨论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达不到真理性的认识。因此，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说的，对不可说的东西只能保持沉默。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也是持类似的观点。20世纪常被认为是一个“拒绝形而上学”的世纪。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原因，至少是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缓和与化解的。人的心智并不仅仅是求真的，也是求善和求美的。人还是会寻求生命的终极价值、世界的根本意义，也常常必须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规范的问题。而“人性”这样一个范畴，也可以不像“本体”“存在”“天道”那样形而上学，它还有事实层面的意义。我们甚至应该首先把“人是什么”“何谓人性”看作有关事实的问题，看作有关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自身也有内部区分的一些基本或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少是可以通过经验、实证乃至实验的方式得到一些真相或者合理的解释的。而最近一百多年来，从广泛的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到具体的、新兴的基因科学、大脑科学、神经科学，以及一些交叉学科，如进化心理学、行为遗传学等，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性的许多新知。兹举数例。 人和动物有些什么样的根本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先天的禀赋还是后天形成?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温斯罗普·凯洛格(Winthrop Kellogg)在20世纪30年代初和妻子卢埃拉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个名字叫“瓜”的七个半月大的黑猩猩接到家里，让其和自己10个月大的孩子唐纳德完全置身于同样的环境中一起生活。他想看看在人类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黑猩猩是否能获得一些人类特有的能力。在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时，“瓜”比唐纳德学得还快一些，如用勺子吃东西、想上厕所时发出“预告”等。“瓜”跟唐纳德一样，能迅速学会用工具把食物拿到手，也能站在椅子上去够挂在天花板上的饼干。在一起活动时，“瓜”甚至常常是领导者，总能找到新的玩具和新的游戏方法。唐纳德从“瓜”那里学到的，看来比“瓜”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比如饿时大声叫喊。然而唐纳德19个月大时，只会说3个英语单词，远低于同龄孩子。于是凯洛格结束了实验，将“瓜”送回动物园。① 凯洛格夫妇试图将黑猩猩训练成人的努力没有成功，相反，他们的儿子倒有可能受到了影响。不过，小时候人的心智、语言和认知能力还没有成长起来，而这种能力又的确已经内在地潜伏于人身上。估计在随后的岁月里人与动物的区别会越来越明显，差距巨大，但没有人敢继续冒这个险，而且这样的比较实验今天会遇到伦理的质疑而不可能开展。但已经发生了的实验却告诉我们，幼年时候的环境因素相对于人和动物的差别来说并不起决定作用。在幼孩期间，我们只能看到人和黑猩猩的一些外在的(主要是身体上的)差别，那些内在的、看不见的先天能力上的差别却起着大得多的作用。在最初阶段，黑猩猩和人类幼儿的相互影响并不是人起主导作用，反而是黑猩猩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这也许可以归因于人是更善于学习和模仿的动物。而假如他们都进入黑猩猩的生活环境，唐纳德就可能变成不会说话的“野孩”，因为后天的经验也同样重要，人之成为人必须有一种先天与后天的交会。一个刚出生的人类婴儿就已经潜在地拥有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而且还潜在地拥有个体特殊的或优或弱的语言才能，这说明了遗传的力量；但是，他后来究竟是学会了哪一种或几种语言，是汉语、英语还是祖鲁语，则主要是环境的因素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