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9.9 “有四书则不可无朱注，以释四书之疑义。有朱注则不可无斯录，以挽天下之人心。”(《李颙集》，第381页)此语简明扼要地指出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发明四书、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在补救人心上的创辟之功。众所周知，四书学是朱子全部思想的结穴所在(参见钱穆，第180页)，尤其在其位列科场程式之后，依经立说，阐释四书遂成为学者表达思想，创获新知、建构体系、寄寓关怀之津梁。因此，聚焦学者的四书注解，在微观上可以把握一位学者的思想宗旨，在宏观上则可透视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本文以有“王学后劲”(梁启超，第50页)，“清初三大儒之一”之称的李二曲的《四书反身录》①为切入点，将其置于明清之际这一风谲云诡、波澜壮阔的学术思潮中，从具体而鲜活的个案中，审视二曲是如何通过诠释四书来推阐思想，更新、补救阳明心学的，希冀揭开明清之际崇朱黜王思潮下阳明心学嬗变的冰山一角，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心学史上这段关注不够、研究不深的学术时期之研究，继而拓展阳明心学研究的视角和维度。 一、标举心学要旨 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对心性之学的极端凸显和强调，以期挺立道德主体。众所周知，心性、性命之学肇于先秦，光于宋代，盛于明代②，但至明末清初，由于王门后学“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一》，第219页)给心性之学带来种种流弊，遂遭到学者广泛的诘问和批判。不过，在心性之学衰微③的同时也诱发了一股重新认识和定位心性之学的学术思潮。李二曲无疑是这股思潮的重要推手，他对是时学界不无忧深言切地叹到：“孔孟身心性命之学扫地矣。”(《李颙集》，第171页)为改变这一现状，提振阳明心学，二曲认为惟有“讲明心性之学，以指迷导惑乃可”(同上，第520页)。对于讲明的方式和途径，二曲择取的是回向经典，回到以心性之学见长的四书去抉发此理。他指出： 吾人一生，凡事皆小，性命为大；学问喫紧，全在念切性命。平日非不谈性说命，然多是随文解义，伴口度日，其实自有性命，而自己不知性，不重命，自私用智，自违天则，性遂不成性，而命靡常厥命。(同上，第400页) 二曲在此将心性之学无限拔高，认为它不仅是人的立身根基，更是学问之肯綮关节，这就切中儒学乃生命学问的本质。然而众人并非对此无意识，只是流于口耳之学，误以为其与自己心性涵养全然无涉，以致性命本旨失真。不难看出，二曲这一批评并非无故，而是直指明清之际弥漫成风的空谈心性之劣习，主张这种空谈非但未能推进心性之学的繁盛，反而使心性之学成为众矢之的。那么，如何来补偏救弊呢?二曲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楚何谓“心”“性”，才能有的放矢。④他说： 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截，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忽虚寂杂于禅。(《李颙集》，第505页) 在二曲看来，孟子、象山与阳明在对“心”的提揭上，前后相推，节节拔擢，指出求“心”要法，点明工夫门径，而后学竟然谈玄说妙，流于空疏、杂禅之病，失却“心”之本旨。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弄清楚“心”的本义，二曲说：“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我者，此心是也。”(同上，第452页)他又说：“理者，人心固有之天理，即愚夫愚妇一念之良也。”(同上，第420页)不难看出，二曲对“心”的界定完全依从心学一系的主张，认为“心”是先天赋予“我”的，其内容就是“天理”、道德理性与“良知”。在此，二曲凸显“心”的先在性、主宰性，显豁的是道德理性的统领性和至上性。二曲若只限于此，则只是祖述心学遗蕴，无足可观，但其发越之处就在于他能自觉地反思心学之弊，并开辟出以程朱理学来纠补陆王心学之偏的修正之路，他指出：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无弗同者，理义同也。若舍理义而言心，则心为无矩之心，不是狂率恣肆，便是昏冥虚无。故圣狂之分，吾儒异端之分，全在于此。必也循理蹈义，而不为欲所蔽，斯俯仰无怍，而中心之悦无涯。(同上，第499页) 二曲着重指出王门后学“舍理义而言心”，使“心”成为无规矩、无持循之“心”，导致学者或情识而肆、或玄虚蹈空的纯任良知的师心自用之弊病。二曲所说言言痛切，句句着实，他拈出程朱理学所凸显的义理来规范“心”“良知”，使“心”必须受义理支配，而不是无所限制，猖狂恣肆、随意忘形。在此，二曲显示出将“理”回落到“心”，以程朱理学所着重强调的客观一面来矫正晚明心学“任心太过，不无走作”(《明儒学案》卷六十)的流弊。而就“性”来说，二曲与阳明心学一样，基于“心”“性”本一的主张，并不过多留意，着墨虽少，但延续了其对待“心”时的思路： 曰：“近有讲学者，专主‘性善’，言及于‘气质’，便以为非，然乎?”先生曰：“言‘性’而舍‘气质’，则所谓‘性’者，何附?所谓‘性善’者，何从而见?如眼之视，此气也，而视必明，乃性之善；耳之听，此气也，而听必聪，乃性之善；手之执，此气也，而手必恭，乃性之善；足之运，此气也，而足必重，乃性之善；以至于百凡应感，皆气也，应感而咸尽其道，非性之本善而能之乎?若无此气，性虽善，亦何从见其善也?善乎!程子之言性也，曰：‘论性不论气则不备，论气不论性则不全’，此纷纷之折衷也。”(《李颙集》，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