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TU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2)04-0034-11 DOI:10.13718/j.cnki.xdsk.2022.04.004 一、引言：为何要重访《空间的生产》？ 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法国黑格尔主义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更是20世纪蔚为壮观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重要的探索者与推动者[2-3]。但在他逝世之后，他在西方与整个世界学术界愈益广泛的影响无疑在于，他是至今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的空间哲学与城市哲学创立与发展事业当之无愧的不祧之祖。有关其在西方学界与中国学界的广泛复杂深刻的影响史、旅行史与实践史，笔者跟踪研究多年，已经有不少专题文章发表[4-6]。2021年是列斐伏尔诞辰120周年，也是其平生最著名之作《空间的生产》英译本出版三十年及其中译本问世之年[7-8]。作为此书中文版主译，特撰此文，并求正于国内学界大方之家。本文试图与西方学界业已达成的如下“定论”进行对话，后者认为该书是城市社会学经典或引领西方后现代理论之“空间转向”的旗舰。与以上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本书主要是一部试图回答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问题之一——“资本主义何以幸存”并展开全面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杰作。无疑，重温此书，对于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将具有重要裨益与启示价值。 自从《空间的生产》出版(1974)以来，在城市社会学中有个流传很广的谬见，即认为列斐伏尔只是一位富有想象力与感召力的诗性哲学家，他对城市科学的作用只是提供了某种辩证的哲学想象或天才的猜测，而缺少实证的和有说服力的实际研究。他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华而不实的空头哲学[9]vii-viii。 针对以上误解与贬损之辞，自然不缺乏公道之论。美国建筑理论家肯·迈克尔·海斯抱怨说，列斐伏尔的研究并未为建筑学理论界所充分发扬光大!英国建筑学家纳撒尼尔·科尔曼申辩说，列斐伏尔决非浪得虚名之辈，其建筑实践功业堪比荷兰建筑大师阿尔多·凡·艾克，现在该是建筑师们认真向列斐伏尔取经求教之时了[10]。列斐伏尔研究者、荷兰建筑学家卢卡斯·施塔内克也辩解说：列斐伏尔的这本旷世名著是花了三十年建筑实践功夫写成的；他的空间生产理论，如同法国著名文论家布郎肖所谓的“马克思的三种声音”[11]即科学话语、哲学逻各斯的言词与政治言说那般，也有“三种声音”：城市建筑研究(科学话语)，空间批判(哲学逻各斯的言词)，以及城市建设规划(政治言说)。这“三种声音”来自1960至1970年代法国思想界各个角落，包括哲学、城市社会学、建筑学与城市化，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先锋思潮，以及英语世界的社会学与规划设计理论、德国哲学、意大利的建筑理论以及中西欧各种马克思主义观点[9]viii。 这就说明，理解列斐伏尔，不能固定在一个专业话语结构中，需要在不停转换、变形和生成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意境和画面，这是一个活脱脱的现象学还原实验室场景。因此，基于以上问题，迫使笔者发出如下呼吁：重新回到《空间的生产》的原初语境中，摆脱目前西方学界对其“后现代式”过度诠释，以爱德华·W·索亚(又译苏贾)为代表，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式”简化解读，以大卫·哈维为代表，这两大主流模式的影响[12-13]，重新厘定其核心问题及其可能解决方案，这自然是一项有启示意义的工作。 二、现代性总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何以幸存？ (一)《空间的生产》是“城市六书”的“巅峰”吗？ 关于《空间的生产》一书产生背景，列斐伏尔的学生、已故的巴黎八大教授雷米·埃斯在此书法文第四版(2000)序言中做过如下解释：20世纪60年代中期，列斐伏尔在巴黎的楠泰尔大学(1965-1973)、国立高等美术师院(1973-1983)执教，并一度成为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幕后领袖。该时期他关注的核心是消费社会和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其思想重心越来越明显地从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问题逐渐转向空间问题研究。这6年间(1968-1974年)他出版了“城市六书”：《城市权》(1968)、《从乡村到都市》(1970)、《都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与政治》(1973)(即《城市权》第二卷)，最后是集大成的《空间的生产》(1974)[14]。 但我们略为放开一下想象的风筝就会发现，《空间的生产》创作语境其实更为复杂与宏大，远非空间理论专家们想的那么简单。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与20世纪的1917年至1921年间类似，超越资本主义势在必行，因此未来——纵使因为工人版本的革命总是立即遭遇失败而显得有些暗淡——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依旧开放着极大的可能性。这是由各种中断，通道与死路，希望与幻灭，以及对‘出路’的集体探索造就的时期”[16]。列斐伏尔在该时期继续其理论工作，思考不同于当时资产阶级主流社会科学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系统及其国家之上的哲学所谈论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也不认同法共与苏共笃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僵硬教条。他确信既然共产主义纲领并未实现，在“不放弃马克思”[15]的前提下，应该着手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分析，把它为何成功地“幸存下来”之缘由弄个明白[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