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论”及其理论缺陷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峰明,王叔君,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王峰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叔君,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劳动转型的学说,“非物质劳动论”阐释了当代所谓占据霸权地位的“非物质劳动”同传统的物质劳动的区别,这种劳动形式也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围绕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工业劳动的关系以及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等问题,国内国际学界对“非物质劳动论”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把物质生产中的脑力劳动或精神性内容误判为非物质劳动,把与物质生产无关的脑力劳动或精神性内容误判为商品生产,把物质生产智能化发展与商品生产的新形式相联系,表明其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产品生产与商品生产、智能劳动与商品生产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均值得商榷。特别是它把论述重点局限于劳动者之间或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非物质联系,忽视对资本逻辑和劳资关系的分析,表明其始终流于表面现象并未触及深处的本质和规律。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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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2)03-0016-08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劳动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劳动状况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哈特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明言:“我对如何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复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都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阐释出一套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产的新的生命政治的框架,这样一个框架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更有用。”[1]本文将在揭示“非物质劳动”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梳理“非物质劳动论”内部的发展和来自外部的种种质疑,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对“非物质劳动论”作出评析。

       一、“非物质劳动论”的缘起及其理论主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概念,意指以科学形式存在的一般社会知识或社会的集体智能。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体系加入物质生产过程,生产将被赋予科学的性质,直接劳动将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附属要素。机器本身成为一种能工巧匠,工人“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2]184,其作用仅仅在于看管机器。这一观点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在这种历史变革中,“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2]186-187。在此情况下,活劳动只是机器体系的附件,任由对象化劳动(机器)支配。对于工人来说,知识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除了揭示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马克思还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解放的潜能。在他看来,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也在同等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得到改造。“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196-197但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2]197:它一方面创造了使人获得自由时间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需要通过活劳动获取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这又使得社会所蕴含的解放潜能无法变为现实。

       马克思对于科学知识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的分析引发了许多争论。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知识并不一定会完全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之中,马克思的说法忽视了一般智力同活劳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非物质劳动概念产生的基础。维尔诺(Paolo Virno)指出:“在后福特制中,不能被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概念集合和逻辑模式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们同活的主体之间的互动是不可分开的。一般智力包括形式的和非形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心智和语言游戏。在当代劳动过程中,一些思想和话语凭自身便可像生产机器一样发挥作用,无需采取机械身体的形式,甚至也不需要电子灵魂。”[3]5这就是说,马克思忽略了一般智力也可展现为活劳动的形式。有鉴于此,他提出“大众理智”(mass intellectuality)与“集体才智”(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概念。以指称并不能够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劳动主体的认知能力。简言之,“大众理智”正是一般智力的突出表现形式,这种智力在社会中得以普及和延伸,并内化为社会整体的素质;而“集体才智”也被视作联系起来的劳动者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交流、合作、共同创造。在他看来,后福特制中的劳动与生产正是以大众理智与集体才智为基础,劳动者基于沟通与认知能力合作性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这种一般智力的共享也成为各种实践的基础[3]6。

       其实,撇开资本主义条件下活劳动的具体形式不谈,知识的运用一直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工匠劳动中,以独立劳动形式存在的匠人必定掌握着一定的关于产品生产的知识。对于劳动与知识的这种联系,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是明白的,他们承认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知识依然是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不过,他们认为,知识在现今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斯密式的工业劳动分工在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模式和福特制的流水线生产中被发挥到极致,其关键之处就在于“设计”与“执行”的分离。生产性知识趋向于在管理层面集中,而在具体的执行操作层面,知识则被编码成具体的操作步骤,“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去资质化”(dequalification)是工厂工人劳动的特点。工业发展的趋势表明,知识已经不再内在于工人并体现在其技能中,反而成为“独立于工人并能够控制工人的要素”,工人则“完全被吸纳进统治的体系之中”,成为生产体系中并非不可代替的零件。在现今资本主义生产中,“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知识——大众智力——正成为核心生产力,并逐渐脱离管控的体系,削弱了工业范式”[4]267。正是考虑到这一重大转变,“非物质劳动”概念便应运而生,其意旨就在于概括和把握现今劳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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