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亲密:爱还是痛?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法国哲学、电影哲学和媒介理论研究(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文化艺术研究

内容提要:

亲密关系是贯穿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展现出三个本质性向度,即自我反思的哲学向度、与他人共在的伦理向度、公私之边界的政治向度。进入晚期现代之后,伴随着数字媒介和网络社会的兴起,亲密关系又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如何剖析此种变革所带来的积极的和负面的效应?如何进一步从哲学、伦理和政治等诸多维度展开回应和反思?从20世纪末开始,众多学者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探索,大致可概括为进步、控制和生成这三条进路。“进步”强调数字亲密的积极作用,“控制”提醒我们防范技术对自我的侵害,而“生成”则试图寻求斡旋和中道,借用德勒兹的潜在性这个概念来更有效地实现自我和技术之间的平衡。伊洛斯对爱之苦痛的思考似乎又展现出与三者不同的启示,她试图从否定性体验出发来探寻重建自治性主体的基础。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2)02-0034-15

      一、数字亲密的三重面向和三种研究进路

      数字亲密(digital intimacy),是一个晚近以来愈发火热的学术话题。它指的是“晚期现代性”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趋势,即社交媒体在建构人际关系的过程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深广的作用。[1]1初看起来,这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并没有多少值得深挖的哲学内涵抑或政治意味。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实际上,在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去洞察和揭示令人困惑、焦虑乃至忧惧的难题和谜题,往往正是哲思的深意所在。数字亲密亦正是如此,它不仅标志着微观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勾连,而且由此深刻展现出人类生存在数字时代所发生的种种引人关注的鲜明变化。

      首先,亲密关系远非晚近产生的现象,它几乎是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主题。也正因此,要清楚界定它的内涵并非易事,因为它既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同时又不断地在发展和变化。但在复杂多变的表象之下,亲密关系总还是展现出一些基本的、稳定的特征[2]3-4,比如它总是局限于小范围内(尤其是家庭和友谊)的密切人际关系,展现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清晰边界。又比如,它往往与更为高阶的认知能力没有太多关系,却总是牵涉到情感、感受、体验等更有具身性乃至肉身性的基础维度。虽然亲密关系看似总是私人的、感性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无力成为个人生存之中的关键和核心维度。正相反,它总是在看似幽微平淡之处将生存的基本面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进而凝聚成生活的节奏,谱写出人生的篇章。不妨借用劳伦·贝伦特(Lauren Berlant)的精辟概括:“亲密关系构筑着世界;它创造出种种空间,并由此僭越了别种关系所设定的位置。”[3]

      此种交织尤其体现于哲学、伦理和政治的三重面向。首先,亲密关系根本上是一种“切己”的关系,它虽然展现为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的种种交际与行为,但最终指向的恰恰是每个人与其自身的最内在、最私密,也最不可言喻的关系。亲密关系处理得当,会赋予个体生存关键的积极能量;但反过来说,一旦迷失在亲情、友情、爱情的网络之中,那么最终就很可能导致自我的迷失、人生的困境。因此,亲密关系所关涉的第一个问题,正是“我是谁”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对于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来说,这或许理应是一个有待思辨和论证的难题。但对于沉浮于人间世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来说,它首先是、始终是在亲密关系的纽带和网络之中实现的切身体悟。只有在与身边最亲密的家人、友人、爱人的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之中,我们才真正开始体验到自我,发现了自我,进而追问自我,塑造自我,甚至反省、质疑自我。

      由此就涉及亲密关系的第二个面向,那正是伦理,也即“我和你”“我和他”之间的关联。亲密关系,正是在人与人的切近关系之中发现和建构的,但是,他人在亲密关系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多样而复杂的。他可以是镜像,反映出主体自身的欲望与意志;他也可以是力量,对主体的自我塑造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或负面的阻碍,乃至破坏作用①;他更可以是命令,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主体的行为施加调节,予以引导乃至规范(normalization)。也正因此,亲密关系并非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人的地位也并非只能是从属、辅助和边缘。或许正相反,亲密关系始终意味着多元力量的交织,多重中心的互映。其中的每一个自我都在进行着持续的反思、协商、建构,却似乎没有哪个自我最终足以占据中心和主导的优势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亲密关系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主体间”的关系。

      但伦理关系亦并非亲密关系的全部。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要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场域之中实现和展开,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它要与经济、政治、技术等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密切的互动,另一方面,它也必然会受到普遍性的社会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乃至控制。正是在这里,触及了政治这第三个面向。亲密关系总是私密的、微观的、不稳定,甚至不确定的,而这往往使它在与宏观的社会秩序进行周旋乃至对峙的过程之中处于弱势和下风。确实,历史上不乏从亲密关系领域首先酝酿和发动的极端而激烈的变革,比如吉登斯在名作《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所重点提及的“浪漫之爱”和“性解放”。但实情是,社会制度反过来利用和操控亲密关系才更是普遍的趋势、常见的现象。由此我们意识到,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观、私人与公共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早已不足以成为反思亲密关系的真正前提。换言之,亲密关系早已不是温暖的港湾和安全的堡垒,在各种力量和权力的渗透之下,它已然危若累卵,四面楚歌。如何在权力的操控之下捍卫亲密关系的“纯粹”②和自足,如何在社会性的亲密“制度(institute)”之下不断摆脱沦为“顺从主体(compliant subject)”的命运,这些不仅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迫切的政治议题,更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困境和焦虑。

      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这些焦虑看似有所缓解,却并未真正化解,反倒以种种更为尖锐和敏感的方式刺痛着每个人的肉身与灵魂。是的,今天的手机和互联网让我们越来越轻而易举地找到朋友,建立和发展关系。亲密关系的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善用社交媒介来安排、拓展,乃至经营品类繁多而又花样翻新的亲密关系,堪称数字化生活的一大鲜明特征。但这些明显的变化乃至变革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促进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我们的朋友圈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但为何每个人还是那么的孤独?我们每天花上大把的时间来更新状态、点赞和回复,但为何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如此的空虚?我们被社交软件和互动媒介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想要找人倾诉之时,总会陷入举目无亲、四顾无友的窘境甚至绝境之中?以数字化为媒介和纽带的亲密关系,真的让我们找到自我,直面他人了吗?身陷、深陷于数字网络中的我们,到底是消极被动地顺从主体,还是足以有能力和资格将自己称作积极主动的“人生的主人”?这些追问绝非杞人忧天,因为晚近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字亲密研究者开始从实证转向批判,质疑数字媒介是否真的能够建立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本真的(genuine)纽带”,担心它最终所起到的作用几乎只能是负面和消极的,也即一步步蚕食着稳固的关系,破坏着安全的庇护,甚至最终将整个社会推向“去人化(dehumanise)”的境地。[1]2-3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