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AHR)以“海洋史”为主题组织了一个圆桌论坛,该论坛的协调人卡伦·维根(K
ren Wigan)热情地评论道:“海洋学术研究似乎已经突破边界,跨越学科,荡入广阔的视野。”①她进一步指出,“AHR论坛关注的是这一新兴学术的一个分支,即采用单一的、或多或少有边界的水域作为其研究焦点或框架。该论坛以著名学者发表的有关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具有启发性的文章为特色,然而,正如维根教授在脚注中慨叹的那样,‘遗憾的是,同样丰富的印度洋史学却在该论坛中没有被涉及’”②。“当然,这是AHR错失良机,且在过去15年里都未费心补救,尽管该期刊发表过一些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文章,举办过关于印度洋主题的论坛。”③今天,我的这篇概述关注的不仅是印度洋史学研究,还有在历史背景下,众多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有关印度洋海域世界的更广泛的文献研究,以及对印度洋研究未来的展望。 一 二战后的第一代学术研究 从哪里开始呢?最早严肃地,或许也是通俗地尝试对该议题进行历史性叙述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世界著名水手艾伦·维利尔斯(Alan Villiers)。1938年,他乘坐科威特“正义胜利”号轮船,从科威特到斯瓦希里海岸旅行,写下了著名游记。④虽然维利尔斯的《季风海洋:印度洋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现代学者遗忘,但事实上,这本书调查深入,信息广泛。由于作者海上的丰富阅历,所以与大多数静坐书斋的研究学者相比,维利尔斯的观点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⑤在很多方面,维利尔斯体现了我们今天在学术界所倡导的印度洋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不过如果非要说出一项关于印度洋史的开创性研究,大多数当代历史学家会认为是毛里求斯学者奥古斯特·图森特(Auguste Toussaint)的研究。该书1961年以法语出版,1966年被翻译成英语。⑥1955年,一位在马达加斯加研究马达加斯加语的法国语言学家雅克·奥伯(Jacques Auber)也曾出版一部有关被忽视的印度洋历史的著作。⑦这些开创性的研究表明,今天作为一个严肃学术领域研究对象的印度洋,历史上并未获得广泛承认。此外,尽管以往的学者确实认识到印度洋的重要性,但他们并不是把印度洋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而是将其视为其他历史研究的背景。 事实上,像霍尔登·弗伯(Holden Furber)这样的少数帝国历史学家并没有完全忽视印度洋。20世纪40年代末弗伯撰写关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文章时,强调了亚洲主导的“国家贸易”是东印度公司商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从而为帝国史学开辟了新道路,也显示出他是18世纪晚期印度洋贸易的重要观察家。⑧然而,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印度洋为本位的史学研究的主要提倡者是查尔斯·R.谟区查(Charles R.Boxer),他是我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谟区查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他的论著横跨大西洋和印度洋两个世界,但从我们关注的印度洋来看,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可能是《来自阿马卡的大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1959)、《荷兰海上帝国》(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965)和《葡萄牙海上帝国》(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1969)。⑨虽然三部书都以欧洲扩张的一个方面为重点,从后两部的书名也可看出内容不仅仅聚焦于印度洋,但谟区查在其学术研究中总是对航海业的危险和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保持警惕。这一时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杰拉尔德·S.格雷厄姆(Gerald S.Graham)对19世纪上半叶活动于印度洋的英国的研究,他在其书的副标题特别强调了“海洋事业”。⑩ 除了图森特和弗伯建立在其早期工作基础上的研究外,(11)20世纪70年代对印度洋史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可能来自让·奥宾(Jean Aubin)和尼尔斯·斯廷斯加德(Niels Steensgaard),二者主要研究1500年后欧洲的海上殖民。奥宾的学术研究集中对16世纪的葡萄牙语和印度洋的语言来源(主要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细致分析。虽然他的研究重点是与葡萄牙对抗的亚洲政治体,而不是海洋本身,但他的学术无疑与印度洋研究密切相关。(12)斯廷斯加德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的论点:随着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公司超越了旧有的商业体制,1600年出现了经济和制度上的根本性突破,标志着所谓“小贩交易”的消亡,而这曾是15世纪之前和16世纪葡属印度的印度洋贸易特征。(13)显而易见,二战之后所有关于印度洋史的研究都聚焦于欧洲扩张,而不是印度洋海域世界本身。印度洋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出现还有赖于几个更大因素的汇集,其中包括在后殖民世界中对历史学术的重新塑造,以及作为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世界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