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2)01-0208-11 19世纪中叶后，中朝传统“宗藩关系”①在西方列强的“舰炮外交”下备受挑战，正值此时，美国开始尝试与朝鲜接触。1882年，美国与朝鲜签订《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为第一个与朝鲜开启近代通商关系的西方国家，由于美国政府的签约目的是希望实现与朝鲜开港通商并保证其在东亚的最大利益，因此当时在中朝宗藩关系逐步瓦解的过程中并未发挥关键作用，更遑论与日、俄相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朝使节却积极参与到朝鲜事务之中，并不断鼓励朝鲜脱离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从而寻求所谓近代“独立”与“自主”，其作用不容忽视。关于19世纪末美国对朝鲜外交的主题，虽然有公开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FRUS)、《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驻韩美国公使馆、领事馆记录》等史料，②且能查到当时美国驻朝使节与顾问福久、德尼、艾伦等的手稿、文章及著作等一手资料，但专门且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③多散见于论述美朝关系或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著作中，并往往只注重对美国驻朝使节的行为与作用的研究，把使节们的个人认知与行为笼统地等同于政府立场，由此得出美国在这一时期大力支持朝鲜“独立”“自主”的结论。④尽管也有少数学者意识到应把二者进行一定区分，但仍未深入探讨其背景成因。⑤因此，本文着重分析美国政府与驻朝使节们在对朝外交问题上的不同认知及应对，并深入考察其原因，力图还原该时期美国在朝鲜的真正作用。 一、美朝关系建立过程中美国政府与使节的步调不一 美国政府对朝鲜的关注最早始于1834年，当时艾德蒙·罗伯茨(Edmund Roberts)作为美国特殊使节向政府提交了远东考察报告，指出开放对日本的贸易有利于增加与朝鲜贸易的可能性。此后，一项呼吁打开日、朝两国国门的议案被提到众议院，⑥但并未获通过。而美朝关系真正的开端源于1871年，当时美国政府欲调查1866年6月发生的“惊奇号”(Surprise)事件与同年9月发生的“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事件，⑦并借此提出通商要求，但未得到朝鲜应允，随即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率军强行深入朝鲜海域并受到朝鲜回击。⑧ 1873年朝鲜高宗亲政后，试图通过改善对日关系打破锁国局面，只是当时还缺乏对日本及西方列强的正确认识与相应信息。⑨《江华条约》签订后，高宗更是开始积极通过日本了解外部世界，并向日本派遣修信使。与此同时，清朝也日益认识到朝鲜无法继续沿袭闭关之策，加上俄国亦在日本构兵朝鲜时“调兵至黑龙江海口防备”，因此清朝认为“其意叵测”，应“未雨绸缪”，毕竟“事关边疆至计”。⑩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清朝开始逐步劝导朝鲜加强武备，并建议其与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以牵制日俄的对朝野心。1881年，朝鲜修信使金宏集在赴日本访问时，得到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参赞黄遵宪的协助。经过多次笔谈交换意见，金宏集回国时带回了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由此进一步促使以高宗为首的开明统治层以及开化派看到闭关锁国的不合时宜和开港通商的必要，并开始对美国予以关注，甚至对之前“拒而不受”的美国叩门深表遗憾。(11)然而由于反对开港的保守派挑起“卫正斥邪”运动，高宗与开化派只得求助于清朝，高宗甚至欲借清朝皇帝的公开劝谕达到开港的目的。(12)但李鸿章对此并不赞成，而是遵从光绪帝的“密为维持保护”(13)之策。此时，美国海军将领薛菲尔正带着舰队经过非洲、印度等地航海巡游并开赴东亚。薛斐尔此行负载着扩展美国商业并力求用和平手段再次展开与朝鲜政府协商的使命，还怀揣着时任国务卿埃瓦特(William Maxwell Evarts)本人对其与朝鲜签约的嘱托。(14)此后，在清朝的多次非公开斡旋与全程参与下，朝鲜与西方国家的第一个条约——《美朝修好通商条约》签订。根据该条约，美国首任驻朝公使福德(L.H.Foote)于1883年5月赴任。这也标志着美朝之间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15) 美朝条约的签订是朝鲜向西方世界全面开放的开始。此后，英、德、俄等西方国家也纷纷前来，效仿美国与朝鲜签约。但美国政府对美朝条约的重视程度却远远小于签订条约的薛菲尔本人，再加上“属国条款”并未出现在条约正文里，美国政府与驻朝使节在朝鲜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也由此开始展现。与此同时，随着朝鲜的全面开港，中、朝双方也感觉到了条约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在朝鲜的提议下，两国签订了《中朝水陆贸易通商章程》，并在《章程》里对两国此前并无明文规定的传统宗藩关系做了明确说明。但中朝用“章程”而不是“条约”来规定两国关系，表明了中朝关系区别于朝鲜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性。此后，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不但未随着朝鲜被编入到西方条约体制下逐渐削弱，反而得以加强。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使其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后，清朝对周边藩属国的危机感急剧加深。与此同时，“甲申政变”后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也暗流涌动，两次“朝俄密约”事件、英国占领巨文岛事件等外交冲突频发，这使清朝进一步认识到了朝鲜作为其藩属的重要性，并试图以加强对朝鲜安全的保护来维系岌岌可危的宗藩体制。袁世凯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派到朝鲜的。他一方面必须与西方各国、日本驻朝鲜外交官等打交道，展开外交周旋，同时又必须维持清朝与朝鲜延续几千年的上下礼仪秩序，角色多元复杂，操作难度极高，甚至有时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这使秉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思维与近代主权思想的西方使节们难以理解，尤其是思维中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美国驻朝使节们，他们认为朝鲜是具有签约权的“自主独立”之国，对清朝行为大为不满，积极支持高宗与开化派的“自主”活动，不断鼓励朝鲜挣脱宗藩关系。然而，美国政府却并未完全认可这些使节们的行动。其分歧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典型事件中： 1.福久(George C.Foulk)召回事件 福久任职朝鲜代办公使期间，曾给美国政府提交过一份旨在批评中国在“甲申政变”前后干涉朝鲜的报告。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后来又被美国政府公开发表，这引起了朝鲜统理衙门总理金允植及清朝驻朝代表袁世凯的不满。金允植致信当时美国驻朝参赞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要求其致电美政府撤换福久并召其回国。但是柔克义在与福久沟通后并不愿这么做，反而为其开脱，称报纸所载内容并非福久所写，而是对福久报告的断章取义，并把责任推到翻译对内容的歪曲上。鉴于此，朝鲜统理衙门只能直接向刚刚派驻朝鲜的美国公使丹士谟(Hugh Anderson Dinsmore)提交撤换福久的要求；(16)此外，袁世凯也向李鸿章建议以外交手段促使美国政府对福久进行撤职处理。于是，当时清朝驻华盛顿代表给美国国务卿拜亚(Thomas Francis Bayard)施加压力，并声称李鸿章表示如果福久继续留任朝鲜会有损中美关系；同时，袁世凯还让朝鲜国王致信美政府，要求解聘福久。(17)在多方面压力下，福久终被美国政府解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