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1]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唤醒并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写了历史。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是怎样找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呢？ 一、“主义”传播：开始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近代中国饱受欺凌，无数仁人志士探寻救国良方。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他们想依靠西方的技术、制度来挽救中国的危机，但种种探索均归于失败。到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译介传播西方的思想。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种种“主义”。 (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促使青年开始关注劳工群体 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民主思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冲破了封建主义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禁锢。也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思想解放，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均未能得逞。然而，诚如孙中山所言：“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2]。广大人民群众未能真正组织发动起来，也未得到真正的革命训练，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了。 “劳工神圣”的口号深入人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派遣劳工的方式参与进协约国阵营，跻身战胜国之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到中央公园演讲，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的演讲传递了两层含义，一是劳动光荣。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3]蔡元培将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均称为劳工，提出用自己的劳动服务社会都是神圣和光荣的。二是不劳而获可耻。他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4]不劳而获，靠剥削他人为生，是可耻的。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提出的“劳工神圣”口号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传播开去，“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改造社会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 主张用教育来改造社会。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实现美好社会的方式比较特殊，“第一，他们不赞成暴力，希望平和地造成新秩序来；第二，他们相信人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醒觉，回到正路上来”[5]。正如毛泽东所说，“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6]。无政府主义渴望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这种观点在近代即破产了。但这种观点迎合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其空想的成分又与人民群众对和平的向往和未来美好社会的幻想相契合，一时吸引了众多拥趸者。 主张“工读主义”。“工读主义”认为，“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一面劳力，一面劳心；终身工作，终身读书”[7]。1919年底，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支持下，王光祈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们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主要从事“石印”“素菜食堂”“洗衣服”“制浆糊”“印信笺”“贩卖商品及书报”“装订书报”“制墨汁及兰墨水”等工作，“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8]；由团员做工的收入供给团员的衣食住行、教育、医药、书籍等费用，以解决青年“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9]。上海、天津、南京、广东等地纷纷组建工读互助团，吸引了不少青年参与。由于在经济上不善经营，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青年认识到，“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10]，“坐在家里是不成功的”[11]。 主张到乡村去。工读互助团在城市里维持不下去，青年就将希望寄托于农村，主张到乡村开辟一方净土，主张新村运动的青年“(一)厌弃都市；(二)豢养的生活过意不去；(三)精神劳动使躯体偏枯，并且是一个狡猾的逋逃薮；(四)把局部改造作改造的模范”等到乡村实验一番，结果却发现，“(一)非地主不能组织新村；(二)非有全付工具或和工具相等价值的现金不能组织新村；(三)非大部分依赖本来务农的农民不能组织新村；(四)非有健全的与湿、热能抵抗的身体不能作为组织新村的成员”[12]。主张到乡村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再以乡村理想社会来感染、转化统治者，进而实现对全社会的改造，这种想法最后也破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