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地位认知①是阶层意识的重要内容，主要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1973)。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不仅是衡量社会结构现代化程度的重要维度，也是决定国民总体社会心态和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陈云松、范晓光，2016)；新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大多建立在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基础之上(李培林，2008)。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青年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及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黄丽娜，2016)。大量研究表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青年群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整体性反映(Tan et al.，2020)。政府青年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发展趋势。 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我国青年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目前国内对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整体人群。已有研究发现，虽然民众收入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但总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似乎并未出现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提升，相反还出现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刘欣，2001；冯仕政，2011；高勇，2013)。与之不同，有研究却发现，中国青年的社会地位信心较强，无论是对目前主观社会地位的认知，还是对未来主观社会地位的认知都呈现出中间多两极少的“橄榄型”特征(雷开春，2015)。这表明，青年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可能呈现出与整体人群不一样的特征。但由于这一研究使用的是特定青年群体的截面数据，要考察青年群体与整体人群的趋势是否一致，需要更多的长期数据进行验证。同时，虽有不少研究关注整体人群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发展趋势，但大多仅考虑其中一种时间维度的影响效应，少有研究对年龄、时期和队列三种时间效应进行区分。显然，仅对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进行单一维度的考察，存在假设其他两个时间效应对观测因变量不会产生分化影响的潜在逻辑(Yang & Land，2013)，而这显然不符合现实逻辑。因此，有必要对这三种时间效应进行分离。 综上，本研究使用2006-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七轮调查数据，对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并分别探索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在年龄、时期及队列上的变化趋势。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年龄效应 年龄效应(age effect)揭示的是生命周期模式，主要反映与年龄相关的、伴随生命历程和因社会角色更替而产生的变迁效应(Yang & Land，2008)。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知常常与他们的社会经验和角色转换息息相关，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判断可能存在明显差异。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年龄增长会提高民众认同较高阶层的概率(Yamaguchi & Wang，2002)。但年龄增长对主观社会地位的认知效应也可能存在内部差异性。有研究表明，对弱势青年群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下降的趋势非常普遍，而强势青年群体未呈现这种趋势(Rahal et al.，2020)。这些研究表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可能存在年龄效应，但有关年龄效应的具体方向并未形成一致性结论。 国内有关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年龄效应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一部分研究认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存在正向的年龄效应。例如，黄丽娜(2016)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3年数据的分析发现，总体来看，年龄对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存在正向影响。陈云松和范晓光(2016)基于2003-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和CGSS数据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年长者具有相对较高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但更多研究支持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负向年龄效应。例如，侯志阳和孙琼如(2010)通过对城乡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年龄对全体青年和城市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方向为负，即年龄越大，越会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低。蔡禾等(2020)分析中山大学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数据发现，年龄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越低。李骏(2021)通过对5期上海调查数据的分析也发现，年龄的主效应显著为负，表明年龄越大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越低，但当控制四个客观社会地位变量(教育、职业、收入、住房)后，年龄的主效应不再显著。此外，陈光金(2013)的研究还发现，在2008年，年龄的增长会导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水平降低，但在2001年、2006年和2011年不显著，表明年龄效应可能与时期效应混合在一起。 可以看出，国内相关研究对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否存在年龄效应及其具体表现方向尚未达成一致。通过进一步对比，我们发现，已有大多数研究并未考虑年龄与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未将年龄效应与其他时间效应进行分离。对年龄变量的操作化和分析方法的不足，使我们难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青年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年龄效应，因此有必要进行年龄—时期—队列(Age-Period-Cohort，APC)效应分析。 (二)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时期效应 时期效应(period effect)反映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判断。不同的调查阶段有特定的宏观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可能对所有年龄人口产生相似的影响(Yang & Land，2008)。从国外研究来看，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整体结构一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职业阶层结构向上调整而不断提高。例如，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含中上)的比例为47.0％，1975年为51.5％，197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76.4％(Jackman，1979)；在日本，1955年大约60.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和“下下”层，而到1975年，已有75.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阶层(含“中上”与“中下”)(转引自陈光金，2013)。有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的阶级不平等并未扩大(Richards & Paskov，2016)。最新研究也表明，1980年至2018年，德国工人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的绝对值有所上升，但与中层以上者相比，其相对值有所下降；而美国工人则未出现相对值下降现象(Nolan & Weisstanner，2021)。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时期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