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培养少年儿童作为一项关系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1]。2021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强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2]，这是继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之后再次强调对少年儿童“突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3]。 政治启蒙是将作为社会新成员的少年儿童从“非政治人”形塑为“政治人(时代新人)”的重要实践环节。“政治人”的假设在不同政治体系中具有不同内涵，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设囿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背景，政治含义狭窄且局限于人的合群性等；关于“我国新型政治人”的界定众多，直至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时代新人”概念，才使马克思主义时代新人学说得以统一，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理论表述。 意象原指创作主体在独特情感活动中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具有影像表意功能[4]，当意象作为本体论话语时可延展出文化意象、美在意象等多层概念，政治意象也是其中之一。政治意象指某一特定群体或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人与物作为包含政治态度的形象存在，成为某种政治角色，具有引导或指导社会运动的意义[5]。建党百年来，少年儿童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其高昂的斗争精神与强大的斗争本领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启蒙过程中不断形成属于中国少年儿童的独特政治启蒙意象。 一、少年儿童政治启蒙意象的变迁 少年儿童政治意象的变迁与少先队运动史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少年儿童始终坚守百年发展过程的历史使命和政治担当[6]，不断转变政治角色服务革命、建设与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前，少年儿童实现从革命人政治意象到民族民主革命人才意象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从接班人政治意象到全面发展的人的意象转变。 1.新中国成立前(1921-1949年)的少年儿童：改造社会的革命人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意识到少年儿童的重要性，在广泛发动工人运动、反对压迫斗争的同时即强调劳工儿童的主体性。安源儿童团是党于1922年创建的中国首个儿童革命组织，党通过制定儿童运动决议案和劳动童子团团章等系统化、组织化活动，全面开启对儿童运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少年儿童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革命力量，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和优秀人才[7]。 土地革命开始后，少年儿童在中华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以苏区儿童团为基本组织形态开展运动，儿童团团员以革命斗争的得力助手的政治意象在中国儿童运动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参与了前线斗争、文化教育、思想宣传以及辅助生产等。毛泽东曾指出儿童团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8]，开国将领彭富九在回忆录中也曾充分肯定参加儿童团对当时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作用[9]。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运动发生性质上的改变，即由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共产主义儿童运动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主的民族解放儿童运动。在这一时期抗日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服务抗战，其政治启蒙意象表现为围绕抗日救亡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儿童团团员形象。 解放战争时期，儿童运动的中心任务发生改变。伴随着民主青年团(共青团前身)的建立，少年儿童队与儿童团的改造顺利完成，少年儿童队的组织体制形成。青年团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直接领导少年儿童工作，以晋绥边区为代表的解放区率先成立少年儿童队，呈现新中国儿童组织的雏形。儿童团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少年儿童不再直接参与革命斗争，其革命的政治启蒙意象任务基本完成。 2.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今)的少年儿童：从革命事业接班人到全面发展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的革命性政治意象随之淡化，逐步转喻为接班人政治意象，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得以具象化，社会主义“政治人”内涵在不同时代中不断发展。 (1)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是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0]，这一时期少先队的政治任务就与国家发展相统一，以培养少年儿童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为巩固社会主义新生政权、恢复社会生产力服务。伴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劳动者”的政治启蒙意象进一步发展。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方向逐渐转变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1]。 (2)社会主义“四有”新人(1976-2012年) 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少先队工作指明了方向，即把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1980年，邓小平首次面向全国少年儿童提出“四有”要求，并于1982年7月第一次以“理想、道德、文化、纪律”界定社会主义新人[12]。以“四有”作为对少年儿童素质发展的要求并不意味政治导向的弱化，“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始终是少先队以及学校教育的指导原则之一[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