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超越性首先体现在哲学世界观的变革上，这种新型的哲学世界观包含着对现实存在必将走向灭亡的理解。共产主义不是某种业已存在的确定状态，它在本质上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这就决定了共产党不会被“短期利益”所遮蔽，而是在共产主义现实性与长期性相贯通、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认识论基础上，谋划政治方略和行动方案。 青年既是一种客观性的现实存在，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力量。看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历史眼界和战略眼光，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看这个政党如何看待青年、构建出何种形态的青年工作体系。政党青年工作体系是由组织载体、政策网络和话语资源等共同构成的多维复合系统，是促成政党青年观从价值哲学形态向政治实践形态转化的连接机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将青年工作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本大计”的战略高度，这是百年来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历史经验，青年工作组织载体的搭建、政策网络的创设和话语资源的生产等都要围绕这一“根本大计”而展开。 检视既有成果，学界对于党的青年工作体系“三要素”研究尚存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学界对于党的青年工作组织载体、政策网络的研究，无论是在议题的多样性、视角的多元性还是在研究成果的规模性上都要略胜于青年话语研究。另一方面，在党的青年话语研究中，学界关注于五四话语[1]、数字时代下的青年网络话语[2]、共青团引领青年话语[3]等议题，未对中国共产党青年话语的百年演进及其建构策略作总体性考察。“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4]。青年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青年战略价值的认识论、青年政策制定的方法论和青年群众工作的实践论的系统言说和直观呈现，党的百年历史形成积累了诸如“新青年”“先锋队”“突击队”等内涵丰富、思想厚重的青年话语资源，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中国青年定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从“新青年”到“先锋力量”，青年话语形态的变革生动记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进程和创新实践。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的百年历史，探源“先锋力量”话语生产的历史经纬及其思想内涵，并由点及面，简要概括中国共产党青年话语建构的基本原则。 二、在政党与青年之间：中国共产党青年话语的概念标识及其历史转换 在工业化进程启动以前，“青年”只不过是一个关涉低龄与弱者的代名词。机器化大生产将人类带进工业时代，随着机器体系的普及、工厂制度的建立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青年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开显出重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经济学意义上，年龄是资本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关键因素，招揽童工一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公开的秘密；在政治学意义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的结构性强制加速青年工人集体行动的组织化进程，激进主义政治哲学的推波助澜强化了青年在国家政治形态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政治意义和潜在风险。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社会，在开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建构出以无产阶级解放和劳动解放为主题的青年话语。但是，这种青年话语的建构路径无法复制于近代中国，一是因为近代中国不具备类似于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历史-文化基础，二是缘于近代中国产业工人分布领域相对狭窄、规模数量十分有限，“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5]。先天条件不足和后天发育迟缓的双重约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青年话语的系统建构必然面临“何以中国化”的现实课题。 1.主权危机与“新青年”话语的历史出场 行动主体的行为方式始终受场域空间及其结构条件的制约，话语生产也不例外。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劳资矛盾”为现实基础建构青年话语，近代中国青年话语的历史性出场是以“主权危机”为起因的。1840年以后，封建帝制在资本主义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随后西式的商品交换与新教伦理、议会政治与政党制度、个体理性与竞争原则、公共媒介与社团模式等现代性的“种子”在东方古国落地生根，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但这种“创造”对近代中国来说则意味着“摧毁”，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所谓“国际法”的名义规定了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责任和债务，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完整性不断遭受侵蚀和破坏。1919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将国家主权危机暴露得一览无余，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青年的首次大规模组织化集体行动，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特征。第一，不同于“公车上书”的个别请愿，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共同体力量挽救国家主权危机的集体行动，其斗争的坚决性、响应的广泛性胜过于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到崭新阶段。第二，不同于碎片的、分散的社会抗争行动，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在校学生谋划和动员的集体行动，一批新式学生社团纷纷创建，“在随后的几年内，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里，北京学生联合会几乎变成了很多类似团体的榜样。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也促成了一个月之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而后者成为全国学生活动的大本营”[7]。第三，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近代历史舞台，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二元融合”，现代知识与无产阶级“携手并进”。第四，五四运动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了从碎片式宣介向组织化传播的重大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提供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8]，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在中国正式出场并全面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