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全职爸爸王永带着女儿momo拥抱山林湖海，壮游中华大地，在大自然中学习、成长。 住进“移动博物馆”像达尔文那样看世界 阳光明媚的午后，王永把房车开进云南大理。车身外贴着伍尔芙的剪影和她的名言“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房车后车厢经过王永的悉心改造，配备了数码显微镜、VR眼镜手柄和专业的播客设备，可随时变身移动实验室。 12岁的momo走出房车，拿着自己手写的推介纸板，邀请路人参观他们的房车。不管是面对天南海北的游人，还是突然来访的记者，momo都能熟练地调好显微镜，淡定地展示镜下那块甲马木雕版的用途和年代。 除了木雕版，车里还有一大筐砖瓦岩石。momo掀开口罩包着的瓦片，轻抚上面的黄土，介绍说那是唐朝瓦片。看到大家疑惑的眼神，她又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田边遛狗时找到的”。 她接着打开印有猫咪图案的环保袋，拿起一块从三门峡煤矿里找到的化石，带我们辨认上面沉睡了2亿年的远古植物。“化石不像唐砖那么好找，要碰运气，还要‘脚手架’给指点一下。”momo口中的脚手架，指的是她爸爸王永。 王永给女儿设计了一套博物学课程，主要围绕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和岩石圈来展开。人住民宿没几天，父女俩就从门前的水渠出发，一直走到苍山的泉源之地。 每到一个地方，父女俩会研究当地的海拔、地层和化石。抵达三门峡的“中国第一大煤坑”，王永不仅给女儿点出化石的位置，而且会聊起元好问的诗。那位金代诗人写出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的名句，也曾用诗文记录下当地老百姓就地挖煤取暖、实现能源自由的场景。一经点拨，原本散落于不同学科的知识，就汇聚到一个时空点上。 今年春节前后，父女俩牵着狗爬苍山过洱海，走遍海东海西。在别人看来可能会以为他们是饭后遛狗。实际上，他们是按照曾昭燏的日记，重走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的大理足迹。20世纪初，曾昭燏在大理组建了女子考古队，成功发掘了代表“苍洱文化”的马龙遗址、龙泉遗址等。 王永自豪地说：“我们跟林奈、达尔文过的博物生活没什么差别。世界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私人知识室。” 学习的场所从教室换成中华大地，视野从单本教材延展至上下五千年。所谓“沧海桑田”，不是语文课上死记硬背的得分点，也不再是历史课本上干巴巴的概述。 为了一口干净空气 这番“去学校化”学习，如今看来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最开始却带着沉重的现实主义考量。 2016年，momo上小学一年级。还没感受到上学的乐趣就因肺炎住院，最厉害的一次输液120瓶。 一个早晨，雾霾像脏棉被那样，严实盖在小镇上空。王永收拾好书包，带着momo投身山林，就“为了一口干净的空气”。 穿过27个山洞，父女在山水间，一起践行“在大自然中学习”。 王永带着momo像欧洲博物学家那样生活。他手把手教女儿收集昆虫标本，量度鸟儿翅膀的长度。他们在山边开垦了一小块菜地，见证了土豆的一生，也观察到鸡蛋互生的奇妙。 参考曾国藩的“耕读”教育理念，momo进山没两年就学会炒菜酿酒、煮粥烙饼等治生技能。山间设施简陋，王永会抓住更换水管、安装电器等契机，培养女儿的动手能力。现在别说换灯泡，就是切割木板钉书架，momo也能胜任。 在《林间最后的小孩》里，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描述了一种危险的“自然缺乏症”：当代都市儿童待在室内的时间越来越多，挤占了他们身处大自然的机会。他认为这不仅会引发抑郁和注意力不集中等儿童身心问题，而且会削弱儿童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许多孩子见到蜜蜂、蚂蚁等小动物会害怕得尖叫颤抖，王永觉得这正是“自然缺乏症”的表现之一。对于12岁的momo来说，看到动物非但不害怕，反倒会雀跃。 每天泡在山明水秀的自然里，momo的身体渐渐强壮起来。她经常扛着单反和长焦镜头，跑上跑下地拍摄斑斓的小虫子。那个吓人的肺炎，也从小姑娘的生活中悄然消失。 在山里住一个月，momo就会再次穿过27个山洞，回到城里。和妈妈逛街购物、走亲访友，过上城里孩子的周末生活。王永也会趁机休息，扎进书堆钻研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或者想想下回和女儿去哪里壮游。 另一种生活可能 去年，momo拍到过一只外形独特的天牛。她和爸爸翻遍网络资料，都不确定那只小虫的品种。于是，他们向成都的甲虫爱好者留言求助，后又辗转联系上日本的昆虫专家。 经过多方确认，那只天牛属于稀有品种，上一次被人类记录下来是约100年前。这是王永带女儿利用网络技术主动求知的一件小事。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企图把知识灌输给孩子，并没有以学生为中心去教他们积极学习。 给momo选取阅读材料的时候，王永特意研究了朱熹、曾国藩、胡适等人的学习史，梳理出中华文化经典书目，也参考了哈佛、牛津的核心课程挑选出西方典籍。 采访中王永强调说：“我们远远低估了小学生的理解力。”momo在大理边寻找曾昭燏的足迹，边读完了上野千鹤子和田房永子合著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现在准备阅读上野的另一本专业著作《父权制和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