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快递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新动力，对于促进产业转型、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快递业态势发展迅猛，如图1。2017年-2019年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年均增长率为36%和26%①。同时，服务质量指数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快递申诉数量已由2017年188万多件下降到2019年的53万多件，快递申诉率降低到4.68[1]。快递业发展规模与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消费水平、贸易水平、营业网点覆盖情况等因素相关[2，3]。针对快递业服务质量的研究主要涉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评估及优化[4，5]。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对居民健康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威胁。疫情对快递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消费模式和物流配送两方面。疫情的传播和发展，造成居民的心理恐慌，改变了其消费方式，致使大量消费者将线下消费转至线上[6]。而疫情阻击战采取的路网封锁等措施使供应链中断，物流运输受阻、配送人员到岗困难[7]。2020年2月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快递业运营依旧出现拐点，是受疫情的直接影响和防控政策的作用；在3月—4月快递业规模开始重新增长；5月—6月增长程度比以往两年更高，可能是因为“补偿性消费”。2020年快递单量同比增长31%；快递投递服务满意度上涨为87分；72小时准时率下降至77%②。但疫情对快递规模和服务质量的影响还有待考察。 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通过防控政策化解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关注。现有文献从直接和间接影响出发，分析了疫情对宏观经济、金融、农业、服务业、交通、物流等产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8-11]。学者也从微观角度分析了疫情对中小微企业造成的困难[7]。此外，学者从财税政策、“复工复产”政策等角度分析了疫情期间经济政策实施的价值[7，12，13]。针对疫情防控而言，学者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及“后疫情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14]。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购物体验，也有助于消费经济和流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时代需求、促进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基础。但疫情对快递业影响分析的文献较少，仅从交通运输和消费模式出发，尚未分析疫情对快递业规模和服务质量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 本文将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界定为快递规模增长和服务质量提升两方面的内容。研究以新冠疫情对快递业的冲击为出发点，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分析疫情及防疫政策影响快递业发展的机制，通过2018年-2020年邮政总局公布的快递业务数据、申诉数据及申诉处理满意度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受灾程度及防疫阶段对快递规模（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和服务质量（快递服务申诉率和申诉处理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希望回答问题：1）新冠疫情对快递业发展规模和服务质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2）新冠疫情对不同快递申诉类型产生的影响差异；3）疫情防疫措施对快递业发展的影响；4）不同阶段疫情影响的差异性和不同受灾程度地区间的差异性。相较于以往文献，不仅考虑了快递业的发展速度，还考虑了疫情对快递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针对疫情不同防控阶段出发，分析了疫情及防控政策对快递业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为快递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指导。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对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 2.1.1 新冠疫情对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 疫情的高传染性严重影响了居民健康，也影响了经济产业发展。宏观而言，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体现在宏观经济、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刘伟[8]分析了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下不设经济增长的原因及疫情产生的影响。杨子晖等[15]基于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疫情对经济与金融市场16个部门、174个变量的冲击。Shukla等[16]发现地区区位、人口、性别比、孕产妇死亡率与总病例数显著相关。微观而言，疫情对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就业和消费等领域均产生了影响；对企业的影响涉及损失、复工、经营压力、经营资金等不同维度[13]。其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最为显著，85%的中小微企业资金不足维持3个月[7]。疫情期间停工停运，放大了贸易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劳动力资源不足，企业开工严重不足。截至2月26日，中小企业复工率仅达32.8%[17]。餐饮、旅游、娱乐等产业所受影响最为显著，重点领域投资大幅减少[12]，对零售业、电子商务及保险业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1.2 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 由于新冠疫情表现出的无症状感染者多、人传人、潜伏期长等特征，使得疫情防控难度加大[18，19]；人口流动也会加剧疫情的传播和扩散[20，21]，为此政府部门实施旅行限制和区域封锁等防控政策。防控政策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积极影响体现在疫情防控和环保两方面。封锁措施对保持社交距离有显著鼓励效果[22]。Lau等[23]发现武汉封城和航空限制使病例增长周期延长一倍。Fang等[24]通过百度迁移数据分析了封锁对防疫的积极影响。Chinazzi等[25]发现旅行限制使中国疫情延迟3～5天，输入病例减少80%。不同干预手段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出差异性。早期防控及严格的防疫手段对疫情防控最为有利；而单一防控手段的效果有限[26]。环保的积极影响包括交通流量和碳排放量的减少[27]。 消极影响而言，外部防控政策，如路网封锁、居家隔离、社交距离限制等使物流和人流流动性显著降低，影响了供应链效率，引发物资运输受阻、存料短缺和产品滞留等问题[9]。Jacobsen等[28]分析了美国“居家令”对人口流动的抑制作用。疫情期间强制封锁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影响和困扰，也影响了居民和从业者心理健康[29，30]。为降低防控成本，学者从经济政策[31]、制度环境提出政策建议；或基于应急物流网络调度和配送提出优化方案[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