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开年，爆发于上年九月的东北鼠疫疫情正炽，直隶地区也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①春节刚过，当时天津颇具声名的《大公报》连续发文讥讽中医的治疫“奇方”，并对中医发起激烈的批评，这些诘难引发以“医药研究会”为核心的天津中医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愤而回击，遂引发一场有关中西医的辩论。学界曾对这场论争做过细致而精彩的论述，并称其为“中西医之间第一次大论争”。②在这场辩论中，丁国瑞作为中医一方的主将登场，他的系列言行不仅充分展现了他勇毅、豪情的个人性格，也相当程度上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诸多中医人的心态、追求和有关中西医的认识。丁国瑞是一位颇具性格，而又对中西医留下大量论述的地方名医，这无疑为我们从生命史学和知识史的双重视角出发，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理解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的历程中探究认知观念和中西医汇通之道的内涵与变化，提供了可能。 一、丁国瑞其人及本文主旨 丁国瑞，字子良，号竹园，1871年出生于北京德胜门外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③自丁国瑞高祖起，世为马甸清真寺教长。④丁国瑞自幼接受教育，后习岐黄之术，21岁开始独立应诊，1895年由京到津行医。⑤1897年，丁国瑞开始在天津《直报》上以白话文发表文章。⑥1906年联合他人发起成立天津医药研究会。1907年创办《竹园白话报》。1910年与严范孙、刘孟扬、张伯苓等人倡导成立“恢复禁烟主权会”。1911年作为“国民求废烟约会”临时会长，与刘孟扬等人赴京请愿，要求废除《天津条约》和恢复禁烟主权。⑦东北鼠疫爆发后，他曾多次在报端撰文论述卫生防疫事宜，联合医药研究会同人，强力回应《大公报》对中医的诘难。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政府为钳制舆论，开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和控制政策。⑧7月28日，《正宗爱国报》被责令停刊，不久，该报负责人丁宝臣(丁国瑞的胞弟)被捕并遇害。⑨这对于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并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时政言论的丁国瑞，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在此后的21年中，丁国瑞日渐沉寂，将主要精力放在行医事业上，只是偶尔在报纸上发表言论。1923-1926年，在友人的鼓励下，丁国瑞整理自己以往发表的文章，以及部分与他有关的文章，编纂成24集，以《竹园丛话》之名陆续刊行。⑩丁国瑞另有《治痢捷要新书》《增补瘟疫论》《说疫》《天空游记》等书问世。 丁国瑞不仅积极为中医的发展谋求出路，而且时常对国家时政、社会、民生问题建言献策。他常在报纸上发表白话文，以期开通民智，改革旧俗。不过，他常以“守旧”“顽固”(11)自居，他从中国传统的逻辑和理念出发，臧否西医和时事，俨然一副“守旧”士人和“固守传统”的中医的形象。不过，从他倡导使用白话文、创办近代报刊、组织医药研究会和学习西方医学知识等行为来看，又颇为新潮，当可视为当时的进步人士。(12)表面上看，这显然矛盾。不过，这究竟是丁国瑞本身思想和人格存在分裂，还是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浮于表面呢？这无疑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 在近代京津地区，丁国瑞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名医和回族精英人士，在现代民族史和医学史中留下了身影。特别是在当代回族史研究中，还是个颇受关注的人物，除了通论性的著作，还出现了不少文章。(13)这些研究虽然关注点和立论等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将丁国瑞视为中国近代回族社会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认为他是近代回族开明、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14)，比较突出其爱国、开明、进步的一面，而很少论及其“守旧”的一面，偶有涉及，也多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不彻底性等轻轻带过。在近现代医史研究中，丁国瑞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回族史研究比较凸显其开明、进步的一面不同，在目下的医史研究中，他多以传统中医的坚定维护者的面貌出现。在这些研究中，较多的旨在彰扬其维护和发展中医之功，甚少涉及其保守抑或开明的问题(15)，只有少数研究将其视为反对卫生现代化的保守人士(16)或保守但具理性的传统士人(17)，也未将其与开明甚或新潮的一面关联起来理解。可见，现有的研究基本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现其主张和立场，缺乏全面和贯通的视角。不仅如此，尽管丁国瑞生活在近代华洋、新旧杂错的都市和中西医交锋日趋激烈的时代，留下了大量有关中西医和卫生防疫的言论，但已有研究却几乎未能利用这些资源去探究近代中西医论争和汇通的问题，主要是将其作为中医一方的代表，来展现在“趋新崇洋”风气日甚的时代背景下中医的无奈和尴尬。(18) 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深入考察丁国瑞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来探究近代以来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展现近代中医知识的演变，期待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当前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1)以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探究中医知识的演进(19)，践行生命史学与知识史研究的融通，推动医疗史研究的理论创新；(2)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呈现和理解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内涵及其特征，从学术和情理等不同层面上探究中医知识演变的内在逻辑；(3)将个人心态立场与时代思潮相结合，思考中西医汇通的意义和得失；(4)立足历史发展大势，省思近代学人中西医汇通努力的价值与困境及其对现代中医发展的启示。 二、丁国瑞的中西医观与中西医汇通之道 就管见所及，丁国瑞最早论述中西医的文章为1903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和中西医》。(20)这篇论说没有收入他晚年编纂的《竹园丛话》，不过除此之外，他众多有关中医和中西医比较的言论，大多均可见于《竹园丛话》和1918年单独刊行的《说疫》一书。纵观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丁国瑞有关中西医的论说，除了《和中西医》外，主要出现于1906年前后他组织和主持天津医药研究会期间、1910-1911年东北鼠疫发生前后和1918年出版《说疫》一书等几个时期。整体上，虽然他一直主张中西医应相互学习，但对西医的态度日渐保守，特别是在东北鼠疫爆发后，这一态度的转变表现得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