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2)03-0077-08 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国经历了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廷开启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则终结了这一“中兴”的希望。义和团运动在庚子年旋起旋灭，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士大夫阶层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们倡导“保国保种”，不但寻求改良、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将目光投射至身体和人种的改良，对西方围绕身体和性的近代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日本在明治时期先于中国译介了近代西方的性科学书籍，所以晚清学人在强种救国的迫切心态下便选择了转译、编译日文论著的快捷方式。晚清性学书籍的引介、翻译和出版，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登场的。 关于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起源，学术界通常将其定位于“五四”时期。当时的学人以西方近代性科学为学理依据，借助报刊、杂志和单行本等近代媒介批判传统性道德，尽力建立近代科学性观念。可以说，其利用西方近代性科学将人类的性欲科学化、客观化的讨论，在近代中国文史上具有开拓性和里程碑意义，尤其是关于男女性爱的讨论范围大、涉及面广，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文明史上性观念的思维框架和论述基础。举例而言，现代中文将英文中的“sex”翻译、理解成“性”，便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的。①因为在古汉语中，“性”大多所指乃人的“天性”，如“食、色，性也”，与“sex”无关。例如，乐怀璧(Leon Antonio Rocha)指出，“五四”学人与明治日本的学者一样，用汉字“性”来对应“sex”，而不是古汉语中更为常见的“色”，其用意是强调人(包括女人)有性欲之正当和自然，从而批判地反省儒家文化传统观念。② 然而，“五四”时期固然重要，但借用西方近代性科学探讨性爱问题，特别是论证女性性欲的正当和自然，实自晚清时期便已开始萌发。近年来，有关学者通过对晚清性科学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呈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张仲民从出版和阅读史的角度，考察了晚清时期性学书籍的宣传、流通和阅读情况，而唐权则是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与日本明治时期“造化机论”相关的话语在晚清的传播，揭示了中日之间关于身体科学认知的交流与互动。③笔者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和考察第一手史料，侧重于晚清学人如何通过转译日本翻译的西文论著，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和女性研究的视角探讨晚清时期的东亚社会如何建构、论证女性性欲正当性问题。 一、在强国强种的语境中引入近代科学性观念 晚清性科学话语的引入，主要是顺应晚清社会强国强种的现实需求。甲午战败，让晚清朝野之士看到了蕞尔小国日本的迅速崛起，于是大批青年学生到日本留学，希望通过日文迅速汲取先进的近代知识。而围绕人类身体的近代科学知识，实为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为了提高“人种”的质量，与生殖密切相关的性，成为了解近代科学知识的重要一环。晚清性科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近代性科学书籍在晚清市场的出现，可追溯至1901年。是年，《生殖器新书》《男女交合新论》等书籍从日文相继翻译出版，掀起推介近代通俗性科学读物的热潮。而这一时段出版的近代性科学书籍，几乎均取道日本转译而来。译者大多是留日学生，其代表性著作有《婚姻指南》《男女交合新论》《男女卫生新论》等。④此外，也有一些本土士人根据当时流通的近代性学知识加以整合梳理后写成的小册子，《吾妻镜》就是典型一例。⑤对于这些来自外域的近代性知识，晚清士人颇有兴趣，但看法不一。例如，谭嗣同在《仁学》中将西方近代性学关于男女交合的理论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情欲理念相提并论，指出前者更为直白坦荡，“男女相亲，了不忌避，其接生至以男医为之，故淫俗卒少于中国”⑥。而叶德辉则在看到流行的西学书籍《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之后，将之与《素女经》比较，在《新刊素女经·序》中指出前者并无特别的新意。⑦ 张仲民曾从出版和阅读的视角详细地考察了晚清性科学书籍流通的民族国家语境。正如其指出的那样，目前可见的近代性科学书籍的广告中有“养身秘法”“益于胎产”“延寿长生”等概念，同时也出现了“进种改良”“强国保种”等关键词。⑧可以说，晚清性科学书籍的译介，一方面考虑到读者的兴趣和关心，以养生长寿、多子多福为宣传标语，同时也强调突出引进西方近代医学知识来改良中国人种从而救国图存的目标，体现了晚清学人的民族情绪和人文关怀。以此为视角，性生活不仅关乎家族命脉的延续，更成为当时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议题之一。 晚清性科学话语为强国强种、进种改良的民族国家理念服务的特质，更突出体现在近代性科学的译介过程中。美国学者欧森·法乌罗(Orson S.Fowler，1809-1887)的《男女交合新论》(1901)比较典型。此书是现存晚清性科学书中出版时间最早、影响范围最广的书籍之一，不仅可以找到中、日译本，也可以找到英文原版，其中围绕两性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