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相关成果较为丰硕。其中熊月之所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在学界影响甚广。但正如作者所言，有关“西学东渐”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①学界有关“西学东渐”的探讨，受“单向文化传播论”②的影响较大，读者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晚清西学阅读问题。③然而，已有成果虽引用了某些日记文献，但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对日记史料的系统研究尚待开掘。日记是个体日常生活的“思想史”，并能“重演”阅读经历。就“知识仓库”的构成而言，晚清士人日记中有关阅读儒家经典和二十四史的记载占有相当比重，但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西学知识逐步获得士人的关注，他们阅读西书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些西书主要包括各类西学译著，国人撰写的相关西学著作，以及西学丛书、汇编、书目等。西书不仅是晚清士人阅读的物质载体和文本，也是他们认识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④还是他们交往的媒介和社会关系的象征。本文以日记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19世纪中后期士人阅读西书的时机、心态与体悟，从具体的日记文本中“深描”士人阅读西书的“情境”和“话语”，探寻士人如何通过日记编织西书阅读的“意义之网”(the web of significance)。⑤ 一、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初步引介与士人初窥门径 尽管从明代中后期以来，西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但是，鸦片战争前，西学并没有颠覆中国士人的知识和信仰体系，“它还只是在传统的知识世界中，预留下了重新理解的思想资源”。⑥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引入，改变了“道”的来源，正如王国维所言：“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⑦这就意味着，西学知识谱系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中学”体系，并对传统文化形成冲击，在“道出于二”和经世之学兴起的背景下，西学的传播必然需要读者的阅读予以“理解”与“回应”。而士人对西学文本的具体阐释，“不仅意味着要考察他们所身处的思想风气的影响，而且还要了解他们所感知并引起他们回应的情境”。⑧ 鸦片战争后的二十余年间，西学的“引介”和“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早期引入的西学书籍作为“文化食谱”(cultural diet)⑨虽然种类有限，但它们“倚重时间”，⑩经过传教士及“秉笔华士”的润色和阐释，努力消除“价值冲突”，以适应士人的阅读心理。尽管早期的西学启蒙面临诸多困境，但少数士人的阅读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意义阐释的文本。从阅读的角度看，西学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能获得意义，它依读者而改变”。(11)但是，读者之间的差异又非常明显，“读者乃偷猎者，每个读者群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实践网络与阅读规则”。(12)在具体的文本中探寻这些网络和规则，重建阐释社群，方能理解读者阅读的意义之网。 在西书较为稀缺的社会情境中，读者如何“遇见”西书，进而与之“相识”，在个体阅读史上可成为一个“事件”。“表述者曾经写出的语句，进入了读者的意识空间，由此生成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曾经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语句，被投企到了表述者所组织的文本场域当中，这个原本完整的时空连续体场域，由此出现了瞬间的扭曲和突起——这里发生的就是事件”。(13)如陈澧阅读《几何原本》便是一个“事件”，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因撰《读墨子》一文，引《几何原本》算法以与《墨经》相沟会悬证，为墨子书辟一新途径。(14)可见，西书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是另类的“知识树”，使士人在与作者、文本的“邂逅”中，“制造”了阅读的“事件”，并产生复杂的心理影响、情感结构和文化想象。 当然，士人阅读西书的根本目的是寻求意义。经过传教士和中国助手的长期努力，西学的意义系统得到了初步的“解码”。一些思想先驱注意到“夷书”的思想价值，初步了解到这些文本所传达的意涵，他们通过“挪用”“转喻”和转述，对“夷书”的内容进行引申和运用，扩充他们的知识来源。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之前，已阅读了不少西学书籍，他说：“在粤东译出者，则有钞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刊本之《万国图书集》、《平安通书》、《每月统记传》，灿若星罗，了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15)而在《海国图志》的成书过程中，则引录《万国地理全图集》57处，《地理备考》91处，《地球图说》34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28处，《贸易通志》14处，《美利哥国志略》24处，《平安通书》11处，共259处。(16)徐继畬也注意博览西方史地著作，他在《瀛寰志略》的自序中称：“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17)梁廷枏在写作《海国四说》过程中，曾大量引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图志略》一书。这些被“移入”和改编的西学知识，具有延时传播的稳定性，其思想价值通过“历时性”得以强化。 咸丰年间，上海在西学出版与传播中的地位大为提高，西书作为“可交换”的媒介，通过空间的“移动”，为士人打开了“世界知识”的窗口。麦都思等传教士聘请王韬、李善兰、管嗣复、蒋剑人等“口岸文人”担任助手，大量翻译和刊印科学、史地书籍。据王韬在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九日记载，管嗣复与合信翻译医书，“一载之间，著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二种，俱已锓版”。这使王韬等“秉笔华士”有机会成为这些译著的最早读者，并通过他们扩展阅读网络。如《几何原本》译成之后，藏书家韩应陛得知出版资金困难，“特出资授梓”，书成，韩应陛赠送王韬一册。当天，王韬便“夜挑灯将此书略展阅一过”。之后，他“因忆昔年郁君泰峰，曾垂问西人天算各书，何不举以赠之？”遂写信给郁泰峰并转赠此书，他在信中说：“先生素讲西法，获之必喜。况藏书之富甲一郡，算学之书亦不可不备一格。”(18)可见，通过王韬的推介，这部数学名著在时空穿越中实现了意义的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