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呼伦贝尔渔业开发与渔权博弈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2-0085-11

      清末，张謇提出“海权渔界相为表里”①的观点，揭示了渔权与海权、渔权与主权之间的内在相关性②。位于中国北部边疆，作为中俄界河的额尔古纳河水系，也存在着渔权与水权、渔权与主权互为表里的政治表述。呼伦湖水系是额尔古纳河的次级水系，清末，因边疆主权有所变化而产生渔权与主权的争端。在近代呼伦湖水系有关于渔权与主权的博弈过程中，出现了兴举渔业以挽回利权、主权成为日常的政治表达。学界对于历史时期内蒙古东部渔权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松嫩流域③，并未有深入、系统讨论清末呼伦湖水系的渔权及其与边疆局势变化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以清末呼伦贝尔渔权的产生、演变为线索，试图揭示出渔业、渔权与近代国家主权之间联动的关系。

      一、清末呼伦贝尔的水域环境、渔产与渔禁

      内蒙古高原河湖纵横，水系庞杂④，东部呼伦贝尔地区的额尔古纳河水系和呼伦湖水系水域环境颇为优良。作为额尔古纳水系的上源，呼伦湖水系由达兰鄂罗木河、呼伦湖、克伦鲁河、乌尔顺河、贝尔湖等河湖构成⑤。其中，克鲁伦河汇集肯特山的冰川融水，注入呼伦湖，湖水向北与海拉尔河交汇成为达兰鄂罗木河，终汇入额尔古纳河(图1)。作为吞吐性河流的达兰鄂罗木河，具有连接并调节呼伦湖水系与额尔古纳河水系水量差的功能⑥。汇集大兴安岭冰川融水的哈尔哈河从西北流入贝尔湖，湖水再由乌尔顺河⑦向北流入呼伦湖，故乌尔顺河起到连接呼伦湖和贝尔湖两级水系的功能。在达兰鄂罗木河、乌尔顺河的作用下，呼伦湖水系形成以呼伦湖为主、贝尔湖为次，并且相互连通的两个水循环系统。

      

      图1 清末呼伦贝尔主要水系图⑧

      因双重水循环系统的影响，呼伦湖水系具有两种水文特征。水文特征之一，呼伦湖水系存在两个水量峰值。除降水外，呼伦湖的主要水源是克鲁伦河、乌尔顺河，由于产流条件不同，克鲁伦河的月径流峰值在每年的10月，乌尔顺河的流量峰值则在每年的8月⑨。水文特征之二，呼伦湖的水质优劣取决于湖水总量的增减。呼伦湖湖水质量与其水系总水量呈正相关性，并依赖于双重水循环系统的维持。当双重水循环系统为呼伦湖提供充足的水量时，呼伦湖含盐量降低，成为淡水湖，并在水循环系统内保持吞吐性。居于呼伦湖水系末端的达兰鄂罗木河，承接呼伦湖的吞吐性，具有补给和排泄的功能。若水循环系统无法提供丰富水量时，呼伦湖水位下降，“只吞不吐，变为内陆湖”，含盐量增高，“变为微咸水湖”⑩。此外，呼伦湖水系流域范围，也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克鲁伦河、哈尔哈河“流经牧场和森林地带，加之动物死后尸体分解，使得湖水中含有大量的腐殖质、有机物和无机盐”(11)。基于此特征，呼伦、贝尔两湖，成为内蒙古高原的优良渔产区。

      清代的呼伦湖“西南而东北长径二百余里，东西阔百余里，周五六百里”(12)，是整个呼伦湖水系的核心水体和内蒙古高原最大的渔场。清末蒙旗牧民称呼伦湖“鱼类孵化有声，震撼湖岸，饮马者若不加驱策，则马畏不进矣”(13)。贝尔湖水文环境异于呼伦湖，其湖面虽狭促，但湖水纵深(14)，是鱼类越冬的优良场所。故秋冬之际，常出现呼伦湖鱼类经由乌尔顺河洄游至贝尔湖的季节性现象(15)。贝尔湖虽适合鱼类越冬，但是细砂砾湖床无法提供充足饵料，难以为鱼类提供良好的繁衍环境，故每年开春，在贝尔湖越冬的鱼群经由乌尔顺河洄游至藻类丰富的呼伦湖繁衍。

      因此，通过乌尔顺河，呼伦湖与贝尔湖在两级水系之间建立起一体的水域空间，以及鱼类繁衍的生态系统。清末，呼伦贝尔副都统苏那穆策麟指出：

      鄂尔顺河由贝尔泡流注呼伦泡，冰泮则鱼顺流北上，殆至季秋流澌以前，则鱼溯流南下，每拥于河湾，集挤数日，皆入泡矣。(16)

      每年4月呼伦湖水系的冰期结束，此时乌尔顺河的径流量开始增大、补给呼伦湖，而贝尔湖的鱼类因水势的变化“顺流北上”游入呼伦湖产卵、繁殖。至秋季，呼伦湖因水系补给减少，逐渐进入冰期，鱼类开始经由乌尔顺河“溯流南下”进入贝尔湖越冬(17)。可见，呼伦湖水系循环对呼伦、贝尔两湖鱼类生态系统的塑造，形成两湖一河的一体天然渔场。这种自然景观，在内蒙古高原多样化的水域环境和渔产资源分布中具有独特性。据清代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调查，呼伦湖水系内的鱼类品种以鲤鱼、鲫鱼居多，其次为鲶鱼、白鱼、红尾鱼等(18)，均以味道鲜美著称，且无丝毫腥气(19)。

      但呼伦贝尔地区并未在清代(光绪朝之前)孕育出渔业社会。与之相较，大兴安岭东部的嫩江水系“产鱼极多”，嫩江沿岸的蒙旗在清中期形成渔业社会(20)。乾隆时期，蒙古郭尔罗斯后旗、札赉特旗雇佣汉民在嫩江水系捕鱼，“计鱼收课”，形成“网房”景观(21)。反观呼伦湖水系，则形成了“蒙人尚不知捕取”“渔业遂无人讲求”(22)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呼伦湖流域游牧的驻防蒙旗，严格奉行渔禁，这是呼伦湖水系在清末之前“渔业遂无人讲求”的社会原因。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对此表达了不满。他说：

      该处旗丁惑于鬼神之说，向以捕鱼悬为厉禁，且重在游牧，于他项利益素不讲求。(23)

      “鬼神之说”应为喇嘛教鲁神信仰，鲁神栖身水中，附身于鱼、蛇等，可带来疾病、祸端(24)，故而蒙旗“以捕鱼为不祥，视取者为仇敌”(25)。《北满概观》也记载呼伦贝尔的蒙古人因宗教信仰，严禁渔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