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两篇文章，是标志他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之所以能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破解“物质难题”带来“苦恼的疑问”中发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科学的历史原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对资产阶级领导政治解放的失望困惑中发现了能够致力于“彻底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是真正的“解放者等级”。前者是促成转变的哲学头脑和理论激情，后者是推动转变的历史主体和物质力量。可以推想，当马克思喊出“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①的时候，他想必感到“此岸世界的真理”终于找到了“历史的肉身”和“行动的主体”，只要理论说服并掌握了群众，就能转化创生出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也就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由此可见，《论犹太人问题》和《导言》具有浓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既是“理论的澄明”，也是“革命的宣言”，更是“阶级的启蒙”，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运动点亮了“思想的闪电”，敞开了“精神之光”。相比《导言》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备受关注来说，《论犹太人问题》却很少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经典文献加以解读阐发。实际上，如果把《论犹太人问题》理解和把握为思想政治教育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文中展开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市民社会批判”的论述以及提出“人的解放”的命题，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既揭示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统治实质和支配逻辑，也明确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原则和解放信念，堪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开端”(与《导言》一起，共同早期文本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单元”)。 一、确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原则：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针对宗教的批判也就构成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揭示了宗教的意识形态本质和功能，而且剖析了宗教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中依然普遍存在，并持续深入影响和形塑社会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逻辑。由此来看，一方面，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实现了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的理论跃升，从而根本优越于同时代的宗教批判原则及其成果，使宗教批判命题中蕴含的意识形态结构愈发饱满和明晰起来，所以乔治·拉雷恩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关键性要素在宗教批判中呼之欲出②。另一方面，立足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阐释结构来看，他所进行的宗教批判与其说是一种“颠倒”，不如说是一种“颠倒的颠倒”，实质是对“宗教批判的批判”，因而是一种反思前提、力求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批判宗教，而且批判“宗教解放”在“政治解放”中的不彻底性以及人们在这种“有限解放”中生成的思想幻象和现实处境。如此一来，马克思就确立了无产阶级开展意识形态批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追求彻底解放的哲学原则——用历史来说明迷信，把对宗教、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的理解置于现实的历史基础之上，从而破解人们对宗教、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的传统迷信和狂热执念。这当然是马克思在反思和批判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解放，并力求借此引导无产阶级看清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到通往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重大使命。 具体来说，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回答了理性时代的宗教信仰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就是政治解放过程中的人与宗教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的：“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③如果说宗教解放仅仅是废除宗教的国家特权，把“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④；那么政治解放能够胜任并也在诸多国家完成了这个解放任务，因为政治解放总是蕴含着“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⑤的政治使命。但是这种解放是存有历史限度的，如果宗教解放被要求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不仅是国家摆脱宗教束缚，而且是每个人都摆脱束缚于自身的全部神性和非神性，那么政治解放注定是没有完成宗教解放的任务，毕竟“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而这又是“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⑥。概言之，从人的彻底解放的终极关系上来看，资产阶级领导的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是不全面、不彻底的，宗教解放与其说是取消国教对国家的支配权，不如说是把国家的支配权交给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与其说是把个人从“臣民”转变为“公民”，不如说是把绝大多数人从“上帝的子民”转变为“资本的仆人”。 这就导致：其一，宗教解放不是要消除宗教，而是要消除宗教对国家的统治；同样政治解放不是要解放每个人，而只是解放政治国家的看护人，不是要赋予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而是赋予少数人剥夺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其二，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或许会影响到人们信奉某种宗教，但是绝不会影响到人们依然信奉宗教，毕竟“在绝大多数人还信奉宗教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⑦，只不过人们从以前要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来信仰上帝转变为以己身直面上帝来信仰，也就是把信仰从国家形式降格为私人事务，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政治国家一边掠夺致富、触犯天条，一边精神控制、劝人为善，毕竟“绝大多数人并不因为自己是私下信奉宗教就不再是宗教信徒”⑧。其三，这个解放过程却由于启蒙运动和政治解放的夸大其词造成了诱人迷信的假象——似乎人的解放仅仅是从宗教中完成的，而宗教的解放又似乎仅仅是从关于宗教的观念中获得的，前者要求废除国教，甚至要求废除全部宗教；后者则是为了尽快废除宗教而诉诸“纯粹批判的事业”，他们以为“谬误在天国为神祇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⑨，神圣形象就失去了“人间的存在”，仿佛神学批判不仅能够消灭神学，而且能够消灭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