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录用日期：2021-11-30

       DOI：10.11821/dlyj020210908

       1 引言

       新冠疫情按下全球自由流动的暂停键，曾经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流动，一次聚会，一场演唱，一趟旅游，却由于疫情防控封锁措施，一夜之间消失不见。正如法国哲学家Virilio所提到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停滞(raging standstill)”[1]。应对疫情，人们采取最笨拙、最原始但最有效的办法：隔离和封闭，“非必要不流动”似乎成为对抗新冠病毒的唯一解药，而高度发达的技术成为完成这种围城式禁锢的辅助手段[2]。不断加速造成的时空压缩导致世界高度动态化和关系化[3]，疫情的迅速扩散也使人们深刻感知到流动性社会的潜在风险，如果不采取彻底的措施颠覆以流动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场灾难就很难得以控制[4]。实践表明，为对抗疫情，各地区、国家和全球都实施了相应的措施将相对静止(relative stillness)强行植入流动世界[5]。这些行动似乎呈现出贬低(revaluing)流动性而拔高非流动性(immobility)的新态势，这是因为尽管病毒本身没有移动能力，但流动性事实上成为病毒和相关疾病传播的关键[5]。虽然以往许多研究对流动性存在风险性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新冠病毒的扩散和传播加剧了人们对现代社会流动性的质疑，以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如何、何时、和谁、在哪里流动的规则和规范已经被重新协商和定义[4]。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权力几何在面对流动性受阻时的不平等与不平衡[6]。相比于西方多地民众反封锁、反隔离造成的社会混乱，中国的疫情防控成就了人类社会治理上的奇迹，这也说明对待非流动性的不同态度伴随之不同的结果，凸显出在疫情时代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矛盾关系：对立或和谐。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关系，以及所涉及的新流动范式的转向与变革引人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冠疫情下的中断值得关注，但这只是非流动性光谱中的一部分，并非所有的非流动性都展示出如此鲜明和刻意的形象，这种形象常常伴随着对现代流动社会明显的拒绝、反驳和抵抗，而非流动性具有更普遍和广泛的内涵。事实上，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本质特征仍然是地理性，非流动性不仅表征着“原地不动”的空间意义，还蕴含着与特定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重大议题。在宏观层面，要真正揭示地理流动性的存在、程度或性质，就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静止不动的事物，如民族国家的边界、制度和区域、安土重迁与根深蒂固的“家文化”等等[7]，也就是说，只有将非流动性、稳定性和静止性共同纳入分析系统，才能真正理解流动性。而在微观层面，非流动性的日常社会实践映射出复杂的流动系统，即非流动性标记世间万物的流动，银行的排队者、候机室的乘客、护照里的照片、一个专注的时刻、组装材料的稳定性，这些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非流动性呈现多元生态系统并具有多重的社会文化效应[8]3。

       在过去二十年里，流动性作为一种实证研究中心和思想分析工具，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突飞猛进，而对非流动性的探讨常常嵌套在流动性的网络拓扑结构中，正如Cresswell认为：在考虑流动性架构时，需要注意稳定(fixity)、静止(stasis)和不动(non-movement)的概念[9]。在以往的研究中，关系视角下的非流动性备受学者关注，且涉及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新闻与传播媒介和旅游研究等多学科和多领域。因此，本研究并非将非流动性视为流动性的对立面，更不主张形而上学，而是思考在流动性世界中非流动性在本体论上的可能性，考察嵌套在流动性的拓扑网络结构中的非流动性的研究进展，并反思疫情之后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矛盾关系给流动性范式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借助对非流动性的理解以及对其价值的思考打开对流动关系的新认识。

       2 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研究的重要转向

       新流动范式下的非流动性研究具有四个重要转向(见图1)，分别是从批判解构到辩证关系的认识、从本体不可能到本体有可能的思考、从宏观视野到微观解释的叙述和从方法二元到方法平衡的转变，详细的阐述见下文。

      

       图1 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研究的重要转向框架

       Fig.1 The important turns of immobility under the new flow paradigm

       2.1 从批判解构到辩证关系的认识

       2006年，Sheller等提出的“新流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流动性转向和新流动范式自此成为跨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议题[10]。该范式起源于对安栖主义(sedentarist metaphysics)的批判，安栖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不停地把世界秩序分割成棱角分明的、相互排斥的单元，地方、区域和国家是人类身份和经验的基本依据，强调空间和地方的静态性和稳定性，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性质和强烈的道德色彩[11]。新流动范式基于“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批判该思维范式未能观察到看似固定的社会实体(entity)中包含着的急速运动，也未能充分审视社会实体如何构成运动系统中的人、机器、图像与信息[10]。与之相对，新流动范式将流动性视为一种移动性超强的实体，类似能够穿透各种社会秩序的波，强调各种主体的运动变化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12]95。由此可见，新流动范式超越安栖主义建构的地方性边界，强调流动性的多样性和关系性。在这一阶段，新流动范式研究者对非流动性的主要态度是批判，并开始解构静态的、固定的和稳定的非流动性事物，认为非流动性的本质是流动性的特殊形式，正如Urry所认为的“在现代社会，即便有某些社会现象具有固定的、稳定的属性，其数量也必定非常稀少[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