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21-12-03 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引领下，海洋产业集聚发展的“三圈”格局初具规模，迅速崛起的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海洋生产总值为80010亿元，比2016年增加了13.4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14.9％[1]。海洋经济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强调，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为引领，充分利用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个经济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优化我国北部、东部和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空间布局[3]。然而，在海洋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的同时，由于三大海洋经济圈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发展失衡现象，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制约着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影响到全国经济发展大局[4]。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已成为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羁绊。由此，科学考察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规律和失衡影响因素，对于“十四五”时期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和三大海洋经济圈区域统筹协调推进具有重要政策启示意义。 海洋经济发展是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保障，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5]。海洋经济发展问题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外关于海洋经济的研究大多关注海洋生态系统、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可持续增长等问题，选取定量模型进行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Hoagland等[6]以全球64个地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推导出海洋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曲线。Colazingari[7]围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资源保护三者展开研究，详细阐述了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经济发展间的关系。Martinez等[8]在剖析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多方面评估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探讨了海洋治理与开发方式。国内学者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静态定性研究，这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发展路径[9-11]、海洋经济提升策略及对策建议[12-14]与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及趋势[15-17]等方面。二是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动态定量考察。第一，关于海洋经济发展态势的定量刻画。不同学者在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选取上存在单一指标或构建多维综合指标体系。董雪兵等[18]基于各省份人均GDP数据分析中国经济收敛特征。潘桔等[19]依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斯丽娟等[20]引入夜间灯光数据替代传统GDP统计数据作为代理变量衡量中国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现有文献对于衡量地区经济增长大多数采用传统GDP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其数据的产生有着标准的核算方法和严格的统计体系。因此借鉴上述研究思路，海洋生产总产值是海洋产业部门的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海洋产品价值总和，反映海洋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总成果，对表征海洋经济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从海洋产业生产总产值出发，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第二，关于海洋经济发展时空特征的定量考察。学者们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海洋经济效率、海洋经济密度等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其时空特征展开定量分析。李山等[21]采用标准差椭圆技术考察了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狄乾斌等[22]以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为研究内容，揭示了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的演化规律。孙才志等[23]借助DER指数、Wolfson指数和信息扩散技术对中国沿海11省份海洋经济极化特征及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刘桂春等[24]采用集对分析法对海洋经济增长驱动要素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海洋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时空规律。朱静敏等[25]应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中国11个省份的海洋经济效率，以此为基础，考察了海洋经济效率的时空规律。上述研究对揭示海洋经济发展时空特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未就其区域差异程度进行深入探究，伴随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差距格局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和演变趋势，因此需要精准掌握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情况。第三，关于海洋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应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型对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李帅帅等[26]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索了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李博等[27]则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狄乾斌等[28]、盖美等[29]分别运用Tobit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索了海洋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王泽宇等[30]使用广义矩阵估计方法探究了中国海洋经济弹性的影响因素。已有文献表明海洋经济发展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关于海洋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检验大多基于传统面板数据模型或Tobit模型展开，忽略了地理空间因素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交互影响，导致实证结果有偏差，影响了政策建议的有效性。 已有研究为理解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识别提供了较好启示，但在研究空间尺度、研究方法和内容等方面仍存在可拓展之处。有鉴于此，本文以三大海洋经济圈为空间尺度，深入研究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进程，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来源，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最终为“十四五”期间继续加强海洋强国战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Dagum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是一种基于充分考虑子样本分布状况的前提下，将基尼系数按照子群进行分解的方法[31]。与传统测算区域差异的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比，可以有效解决子群间样本数据交叉重叠问题，揭示出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度[32]。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绝对高低，例如，并非东部海洋经济圈所有省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北部海洋经济圈，因此，样本数据之间难免会出现交叉重叠。为了准确测度出子群间交叉重叠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程度，本文将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来详细刻画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具体计算公式见文献[33，34]。 1.2 Kernel密度估计 Kernel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方法作为研究空间非均衡的一种重要工具，通过用连续光滑的核函数直观地刻画出随机变量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反映研究对象的分布位置、形态及极化特征等动态信息。该方法不仅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还能直观地揭示出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平滑的核函数拟合测度值进而得到密度曲线，根据密度曲线分析测度值的动态变化。核函数有多种函数形式，综合相关研究发现，分组数据越少，选择高斯核函数的概率越大[35]，因此，采用较常用的高斯核函数对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进行估计，其表达式参见文献[36]。 1.3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经济学理论中，空间经济单元之间的空间依赖性主要通过三种有差异的空间交互效应来体现，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同空间经济单元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交互效应；二是某一独立的空间经济单元解释变量与另一个空间经济单元被解释变量间的外生交互效应；三是不同空间经济单元之间误差项间存在的交互效应[37]。根据上述原理，经典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为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及空间滞后模型[38]，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