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用日期：2021-10-08 DOI：10.11821/dlyj020210455 1 引言 政治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级子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地缘战略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1]。然而，因其与德国纳粹之间的关联，西方政治地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去政治化”[2]，重心转移到依赖计量分析的选举地理、立足结构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基于话语分析的批判地缘政治等领域[3]。国内政治地理学主要引自西方，在1980年代开始才逐步发展，近年来在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提升新时代社会治理水平等需求的推动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4]，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发展的学科体系[2，5]，在引进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6-10]，对政治地理的基本概念[11，12]、核心理论[13-17]、战略制定及话语权建构[18，19]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地缘关系[20，21]、地缘环境[22，23]和环境政治[24]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 尽管政治地理学者不断积极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国内乃至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研究视角和理论较少被其他学科(如政治学)采纳应用，对地缘战略和社会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也不如国际关系、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学者有显示度。拉庞斯(Laponce)对政治学顶级期刊的引文来源分析发现，政治学更多借鉴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很少引用地理学研究[25]。相反，政治地理学还受到来自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学者的质疑。美国著名现实主义政治学家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伪科学，过分抬高了地理因素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命运的影响[26]。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也认为，地缘政治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影响有限，一国的战略安全不取决于其地理环境[27]。自从政治地理学抛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古典地缘政治后，政治地理学在决策咨询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式微。如“一带一路”倡议在学界最早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思提出[28]；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多次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主要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开普兰(Robert David Kaplan)[29]和马绍尔(Timothy John Marshall)[30]等诸多讨论地理在国际地缘政治中重要性的畅销书作家也并非地理学者。 西方一些政治地理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对这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如《Political Geography：A New Introduction》一书[31]的作者缪尔(Richard Muir)很早就意识到，政治学家似乎很少关注政治地理的理论，其部分原因在于政治地理研究更多关注政治对地理的影响而很少深入考察地理对政治的影响[32]。前《Political Geography》主编奥劳福林(O' Loughlin)也指出，政治地理学在学科间的知识交换中处于“逆差”地位——“政治地理学者常常阅读、吸收和使用政治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但却很少对后者产生相关影响”[33]。他在最近的反思性文章中重申了这一忧虑[34]，引发了很多西方政治地理学者的共鸣和反响[35-37]。一些地理学其他子学科的学者也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表示忧虑。如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计量革命的倡导者贝利(Brian J.L.Berry)将1960年代主要采用功能主义方法[38]、拒绝空间科学范式的政治地理学称为“一潭死水”(moribund backwater)[39]。尽管约翰斯顿(Ron Johnston)等学者试图回应这一批判[40，41]，但是贝利坚持认为当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影响依然有限[41]。 一些政治地理学者还尝试回应来自其他学科的质疑。不过，这些回应对于政治地理学科地位重要性的阐释仍显不足，也没有将政治地理学中的理论和范式推广到其他学科。首先，政治地理学者在批判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后并未提出替代性的方法论。一些政治地理学者认为，政治学者过于推崇定量化的实证研究，导致其对地理背景的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如奥劳福林认为，政治学忽略了人文地理学的地方传统，容易陷入单一化陷阱(singularity trap)和普遍化陷阱(generalization trap)[33]；阿格纽(John Agnew)提出的领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同样是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局限[42]。但是，政治地理学者在论述地方的重要性时似乎更多在告诫大家不存在统一的理论解释，而没有用清晰的逻辑讲清楚地理如何影响政治过程。正如格蕾(Colin Gray)所言，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理在战略制定中非常重要，但是鲜有理论解释为何地理真的重要[43]。这种研究范式也部分导致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无法被统一和推广，更难以被政治学研究所采用——政治学似乎更乐于追求如何通过可度量和量化模型的方式将背景效应变得可分析，而非仅仅论证背景效应的存在[44]。其次，政治地理学者虽然认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对地理的认知比较浅薄，但是没有提出深刻的地缘政治思想或政治地理理论。如皮克灵(Steve Pickering)引用某位地理学者的观点指出，开普兰并不懂地理学，更没有意识到被当代政治地理研究抛弃的古典地缘政治思想的危险性[45]。但是，如果政治地理学者始终无法为现实的地缘竞争或国家治理提出明确而有效的建议，那么其论断终究难以影响决策者。再次，政治地理学在学科知识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政治地理学者有相对更大的需求在政治学期刊上发文[46]，因而更有必要以能被接受的方式让那些对地理学了解不深的政治学者认识到政治地理研究的贡献。在1999年的《Political Geography》专刊中，多位政治学者表达了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地理研究方向[47-49]，但是这些方向过于狭隘，甚至让政治地理学者无所适从——如拉斯迪克(Ian Lustick)认为地图的方法显然只注重地理学的工具性，无法成为包括地理学在内的任何学科的核心[49]。最后，一些政治地理学者认为应该对地理学学科特色保持足够的自信，看到地理学这门古老而综合的学科自身的优势和生命力。如奥图希尔(Gerard Toal)指出，如果地理学者对自身的论断持自我怀疑的态度，其影响力无疑会受到限制——毕竟自信也是一种知识权力[35]。泰勒(Peter Taylor)也提出，政治地理学没有核心议题也就意味着没有边缘议题[50]。不过，无论是提升地理学者的学科自信还是保留地理学主题的多样性，都迫切需要阐明政治地理学的核心研究问题和价值[35]并提供本学科独特的知识贡献[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