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判及其局限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颖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史学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席等重要人物具有档案价值的日记。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评建立在重构论的史学观念基础之上,并且因为没能及时更新史观与方法论,从而造成了史料认识的片面性,但他的观点也提醒学界应当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及“记忆热”。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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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热点,历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记忆转向”。记忆不仅为实证研究注入新动力,也影响着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它在研究视角、史料解读、范式转型和历史认识等不同层面上共同影响着历史阐释。本文所关注的是主要被视为历史书写材料的个体记忆。随着各类口述档案的累积以及学界对历史主体情感与经验的关注,个体记忆的内容与理解方式得到扩展。但如何平衡个体记忆不准确性的缺陷和它在情感与伦理上的价值,更为全面地认识其史料价值,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为中心,讨论在实证研究中常见的对个体记忆持保守态度的做法。分析希尔伯格为何,以及如何形成对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评观点,将有助于学界在当前记忆研究的热潮中,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和局限性。

       一、“记忆转向”与个体记忆的重思

       个体记忆是记忆最为人熟悉的形象,是我们对过去产生兴趣的基础,并且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时代起,就被视为史学研究和叙述的材料。①尽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仍旧从根本上影响着史学家所呈现历史的面貌。在强调历史学科学性的现代史学中,个体记忆因其主观性和难以验证性而遭到质疑与批评,甚至被视为与客观的历史相对立。②但精英群体、尤其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的回忆录、日记等并未淡出史学家的视线。由于回忆主体的特殊身份,以及内容的可靠性与不可替代性,它们在政治史与思想史等研究领域被视为基本史料。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口述史的兴起以及历史学的记忆转向,个体记忆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记忆研究关心的不是已经一劳永逸地没入过去的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如何被经验和回想,如何与其身后的社会、文化相互塑造的新问题,并伴随着对历史主体情感与经验的关注。个体记忆的主体从精英转为普通人,曾经被档案抽象为数据和图表的普通人、少数群体,通过口述访谈、日记、司法证词等形式,为新史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但普通人的记忆缺乏准确性、稳定性以及连续性;其内容缺少对时代与重大事件的宏观把握,而聚焦于自身经历与经验,主观性特征也更鲜明。

       个体记忆内容和特征上的转变,首先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与问题。以在欧美学界口述档案收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纳粹大屠杀见证为例,长期以来,纳粹大屠杀史学关注的是加害者,以探究事件的根源为中心问题。③随着幸存者与受害者见证在西方社会与学界逐渐受到关注,悲剧的真正主角终于在20世纪末成为大屠杀历史图景中的焦点,研究的重心也转向事件的余波,即它如何被经验、理解与回应。④

       但对极端性事件的见证也鲜明地反映出,在认识个体记忆蕴含的历史真实上,史学家们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历史学家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批判地分析个体记忆的内容。他们常引用“恐怖伊万”(Ivan the Terrible)的例子来说明幸存者见证的准确性问题:在1987年的一场大屠杀战犯审判中,有五名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幸存者都指认名为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的集中营看守是虐杀犹太人的“恐怖伊万”,但此人实际上是索比布尔的看守,从未去过特雷布林卡。⑤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也认识到,个体记忆在情感与伦理上的价值,是见证者在当下确立身份与存在的基础,事实上的错误并不意味着见证者的经验完全失真。⑥

       此外,对极端性事件的见证更与历史正义的实现密切相关。大屠杀以彻底抹去受害者的痕迹为目的,如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所声称,它是“我们历史中不被书写,也绝不会被书写的光荣一页”。⑦也因此,幸存者的见证本身就代表了历史正义的在场。而一些在战后鼓吹大屠杀否定论的反犹主义分子,却利用幸存者回忆细节上的瑕疵与错误,否认毒气灭绝等暴行的真实存在。⑧这类行动虽然拙劣,但也使得应该如何认识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成为愈发紧迫的问题。

       面对成为新史料的个体记忆,史学家们主要关注如何重新认识其主观性问题。在以个体记忆为基础的口述史领域中,如阿里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所言,口述史家们既要严密地审视访谈材料,更要“理解事件的特定环境塑造记忆故事的方式以及回忆的复杂过程”。⑨大屠杀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总结了史学家们使用见证的主要方式:一是以证词本身为研究对象,结合文学批评、心理分析等不同方法来分析见证的叙事结构以及生成过程;二是将焦点从见证者本身转向社会,关注见证群体的集体记忆。⑩总体来看,学界主要从记忆如何被建构的角度来重新阐发个体记忆,但对于旨在利用各类材料、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探究历史事件本身的史学家们来说,如何更为全面地理解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应对上述认识历史真实中的困境,同样值得关注。

       本文将聚焦欧美大屠杀史学的奠基人劳尔·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理解和使用方式。希尔伯格的大屠杀历史书写主要基于对大量纳粹德国档案的分析,但应该如何使用来自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的材料(尤其是见证与回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希尔伯格要面对的问题,并始终伴随着他对大屠杀历史的理解与书写。本文将重点分析以下问题:希尔伯格为何以及如何批评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又如何应对个体记忆情感价值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以及更进一步地,他的史料观念基于怎样的历史认识论,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观点在记忆转向潮流中的价值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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