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2)03-0066-11 今天，在谈及国家认同问题时，常涉及的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就是“nation”①。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在“nation”观念的产生上，法国历史、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此概念的出现有特殊贡献。本文即试图以法国历史书写中所见到的nation观念的流变，来探讨该观念的起源及其变迁，并对西方学术界相关理论的是非得失作一检验。② 法国“nation”观念的形成，大略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中世纪的法国认同，主要是一种特洛伊传说、《圣经》和日耳曼王朝历史的混合。法国大革命后，18、19世纪的nation认同中，开始探讨如何在观念上包容法国历史上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多样性族群，如高卢、罗马、日耳曼等，期间还混杂有阶级与种族理论，由此最终形成了包括高卢、罗马和日耳曼等多种族群要素在内的包容性认同，这在后来被称为“雅各宾主义”的认同观。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总体上坚持了雅各宾主义，但出现了一种“历史与记忆相背离”的新现象。 一、中世纪至16世纪法国史学书写中的nation认同 从中世纪早期起，法国的诸多王朝就已开始利用历史书写来寻求王朝与基督教统治的合法性，其基本特点是特洛伊传说、《圣经》和日耳曼因素的混合。这常见于中世纪法国，特别是墨洛温王朝以后的年代纪和编年史中。现存的第一本将法兰克人血缘归结于特洛伊起源的历史著作，是《弗莱德加年代纪》(作者不详，约成书于7-8世纪之间)。③在这种“历史”中，“法国”人是法兰克人的后裔，而法兰克人又是特洛伊城老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子孙法兰克斯的后裔：特洛伊城覆灭之后，法兰克斯带领族人先是到达多瑙河，然后到达莱茵河的日耳曼地区，最后来到了法兰西。④书中构建了一种异教传说与基督教《圣经》谱系的混合：“一边为亚当和基督，一边为特洛伊英雄和皇帝。”⑤8世纪前期，又出现了佚名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特洛伊族源说”一直被法兰克人及其后继者法兰西人作为“信史”而代代相传。⑥这成为此后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历史著作的传统，法兰西王室及大、小家族的族谱也都以“特洛伊传说”作为其开篇。这可以说是“特洛伊传说”在法兰西境内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⑦ 在荷马史诗特别是在特洛伊一系的传说体系中寻找自己的身份，是蛮族新国家成为“正常”国家的常用手段，这为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征服赋予了正当性。法兰克人形成的这种“特洛伊传说+《圣经》+日耳曼英雄”的混合叙事，实际上取代了此前古典时期，如恺撒《高卢战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等关于法国地区的相关古典叙事，并将法兰克人的历史地位提高，将其与同样主张特洛伊起源的罗马并列起来，因为“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一样是特洛伊的难民，这首先意味着，当罗马国家(无论如何也仅仅是兄弟，充其量是哥哥)消亡时，应当由另外的兄弟(弟弟)理所当然地，甚至按照人的权利来继承它。法国，根据某种自然权利并得到一致公认，继承(罗马)帝国”⑧。 以11世纪费勒里的爱穆安(Aimon of Fleury)的记载为基础，由12世纪据说是叫作“普利马特”(Primat)者所撰写的《法兰西大编年史》中，继续贯彻这种特洛伊起源+《圣经》的叙事方式，赞扬普里阿摩斯及其后裔的“高贵谱系”，并将其与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联系起来，以保证自克洛维开始的王权“最具基督性”。有现代学者认为，这是政治、领土意义上法国“民族史”(national)之开端。⑨这对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开始的法国王权的强化，以及国家统一的进程起到了助力作用。 通过这种历史书写，法兰克诸王朝继承了罗马皇帝对高卢地区施行统治的权力与权利，这成为法国中世纪历朝君主制的信条。从加洛林时代到秃头查理时期，法国国土疆域的形状基本确定下来，成为后来俗称的“六角形”。即使后来又陆续吞并了布列塔尼、洛林、阿维尼翁、维奈桑和尼斯等地区，也没有改变这个六角形的“自然”边界。在英法百年战争的后期阶段，法国的国家、社会和“自然边界”得以明确。⑩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条约中，欧洲开始确立“领土国家”(territorial-state)和“主权”概念。在领土边界内，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 16世纪，法兰西随着王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明确，逐渐形成“国王为民族(nation)中心”的观念，并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而得到确立，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的同时，也宣称“朕即民族(nation)”。(11)此时，特洛伊传说的法国nation起源论，依然是官方的说法，充斥于各种年代纪和编年史之中。但随着文艺复兴的推进，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开始提出不同看法。15世纪末，历史学家罗伯特·盖岗(Robert Gaguin)开始怀疑特洛伊起源，隐晦地否认这些“古老的寓言”。另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保罗·埃米利奥(Paolo Emilio)则引用了西塞罗的说法，证明法兰克人在罗马被称为“日耳曼人”。同时期的德国人文主义者贝塔斯·莱恩纽斯(Beatus Rhenanus)则证明了埃米利奥的假设是正确的。他认为，法兰克人靠近海边生活，说的是日耳曼语。贝塔斯的这一惊人言论，受到“爱国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抵制。例如，让·波丹(Jean Bodin)虽然理性上也怀疑法国的特洛伊起源论，但在情感上却很难接受法兰克人的日耳曼起源论。他认为，法兰克人并不是外来的征服者，而是在莱茵河建立殖民地的高卢人，只不过后来又回到了他们的凯尔特故乡，因此并不存在法国民族(nation)历史的分裂。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则走的是折中路线：法兰克人确实是从特洛伊城起源的法兰克人后裔，只不过他们同时也是高卢人之父葛麦尔(Gomar)的子孙。在他的论述中，法兰克人在经过数个世纪的迁徙之后，穿过莱茵河，又重新加入到他们的血亲兄弟高卢人的队伍中。所以，法国的民族历史(nation history)即使是在动荡当中，也是一个，而且不可分割。(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