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2)02-0194-06 “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个外来词，词汇大致有世界竞争格局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整体转型和变革的过程的含义。于中国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便已客观存在，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个意识，更没有这个词汇。随着中国要转型、要振兴、要与世界先进接轨的需求由朦胧而逐渐变得迫切，“现代化”一词于193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①，可是那个时候孙中山已经离世，所以孙中山的文本语录里没有“现代化”这个词汇是自然不过的事。然而，孙中山虽然没有用过这个词汇，但不等于他没有“现代化”的思想意识表达，恰恰相反，我们从他的文字表达和行为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于“振兴中华”的思考、追赶欧美的期盼、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并且还力所能及付诸行动，进行难能可贵的尝试。尤其辛亥革命胜利共和初创时他的民主实践、实业鼓动和除旧布新的倡导，还有他晚年仍然不忘革命奋斗救中国，毅然与苏维埃俄国及中国共产党合作，探寻中国新的出路和转机。由此可见，孙中山一生虽无“现代化”之词，却有“现代化”之实，存在着与“现代化”意思相符的言与行。 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呕心沥血，贡献卓著，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何在?中国现代化该怎样发展?发展的对标为谁，蓝图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孙中山从未停止过他的思考，放弃过他的探索，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代表着那个时代先进中国人的宽宏视野、博大胸怀和理性选择。② 一、思考的脉络，诉求的目标 根据孙中山遗存的文献，他早期关于中国发展的思考与诉求，层面比较狭窄也比较普通。一开始他关注基层社会问题，提出振农桑、禁鸦片、广兴学，希望兴利除害。[1]1891年执笔的《农功》一文，同样偏重农事农政。他认为农与商是社会发展之经纬，本是“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重视了农商又何患“贫”与“寡”[2]。甚至1894年，兴中会创立前夕，他梦想的中国大事仍然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而“坚船利炮”远不比这重要。[3]很显然，孙中山改变中国的最初眼光是温柔的，他只想充分开发社会资源，用以增加社会活力而已，可是即使这般的建议献策和背后的热心依旧一次次被拒绝。他终于在甲午战败的炮火声中幡然悔悟，认识到依靠清政府这批人来改变中国是永无指望了，因此不推翻现有统治，要“申民志而扶国宗”则不可能，要改变和发展则难上加难，于是1894年11月，他和战友们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4]，发誓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5]，表达了民主共和的诉求，随后又表达了“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6]的宏大意愿。 从那以后，孙中山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不断揭露清王朝“日甚一日”的政治腐败，猛烈抨击当政者“丧师赔款”“割地求和”[7]和官僚们“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剥民刮地”[8]的行径，认为现行官场“官以财得”“政以贿成”[9]的现象已经积重难返，成了祸国祸民的主要原因。[10]与此同时他将思想付诸实践，开始以行动说话，屡屡发动武装起义向清王朝发难，随之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一大批追随者。中国同盟会成立，又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且总结凝练成三民主义，提出争取民族独立、创建民主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奋斗目标，如此使“振兴中华”的梦想追求更接地气更趋完善，使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考探索又前进了一大步。将“平均地权”加入政治纲领，是因为他认为社会问题、民生主义实乃“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乃实行之第一步”[11]。 中华民国建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尝试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他根据民主共和的原则和权力制衡的理念，成立了临时政府，完善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改善社会、革除旧制旧俗的法规与条例，组织制订并颁布了具有民主性质与共和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使辞职后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他仍热衷于事，为国家铁路建设现代化积极谋划、奔走和宣传。[12]尽管此后他的政治人生跌宕起伏，但他一直没有忘记祖国建设蓝图的设计和对现代化梦想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就推出了心血之作《实业计划》③，该著认为，中国未来应该超过英美，由此要建南方大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建长江三峡大坝，建五大铁路系统及全国水陆交通运输体系，还要全面开发煤、铁、石油等矿产，兴办各种实业，逐渐奠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并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的需求。神奇的是，《实业计划》中高原铁路系统、三峡大坝、浦东开发及大港建设[13]竟然一一被后来的结果所证明，进藏铁路比如线路规划、车站设计等等竟然同今天的实际如此吻合。[14]孙中山为中国的现代化绘制了最初的蓝图，他的思考和选择应该被历史记住，值得后人尊敬。 孙中山很强调人的现代化，很注重道德问题和精神建设，强调全民政治和民本主义。在他看来博爱在于奉献和为他人“谋幸福”[15]，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唯有如此才能“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人间无压迫，天下无战事。[16]他强调一切为人民，强调民主精神和民本主义，认为只有国家权利真正“民有”“民治”“民享”，政治才能修明，人民才得安居乐业。[17]他说中国要发展，“民意之向背”[18]十分关键。到了晚年，孙中山非常强调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社会经济利益过分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社会发展就会出问题，如果社会大多数经济利益调和了，社会一定会进步。[19]他把民生问题定位为所有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内容，将民生问题视为驱动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定律”，指出如果民生问题解决不好，追赶欧美也就无从谈起。[20]孙中山还提倡“社会主义”，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更接近人道主义加上民生主义，呈现的是平等、自由、博爱理念和“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21]的现实蓝图。孙中山对他的“社会主义”的憧憬，在那个时代是先进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现代化的一种梦想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