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3.014 罗家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性人物，其地位和贡献研究是一个“老”问题。可看似约定俗成的背后，部分史事梳理仍显薄弱。十多年来，随着诸多材料的刊印，以史料搜集整理为切入点，重审罗家伦科学的“近代中国通史”观念、史料搜集与历史著述的实情，既有助于真正认识其贡献，尤其是彼时“中国近代史”概念、学科和历史叙述的复杂缘起演变，也对今日更好地思考近代史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架构的继续发展不无帮助①。 一、学术志业之变 20世纪20年代，国人开始更多地选择留学欧美，同时尝试援引西方新史学理念重审本国历史。有人即聚焦以中西交流为核心的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强调本国近世历史。欧美新知甚至成为很多人重建近代中国新学术的重要凭藉。 1920年，罗家伦受穆藕初资助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受杜威和伍德布里奇吸引转学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胡适的学生，这一选择很难说没有受乃师影响)。考虑到“欲导中国民族于进化之正轨，历史哲学实为重要”②，罗氏选择以历史哲学为学业重心。而他闲暇参观时也感受到美国的文化机构对近代史料的重视，如国家博物院新建筑内“一部分关于自然历史如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等等……一部分为近代史之物如大战时之军用品渐渐移陈列其内”③。此处的“近代史”作为时间指称与现实密切相关。重视历史实物的做法则对罗氏日后理解“中国近代史”，搜集相关史料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罗家伦留美时与蒋廷黻的学术交谊也值得关注。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终以历史学为专业。受导师海斯影响，其论文以英国劳工及帝国主义为主题④。而缘于鲁滨孙新史学理念与马士著作的启发，蒋廷黻还关注国际关系史⑤。因近世中国与世界渐成新式国际关系，他开始重视近世中国外交。当时标准的外交史参考书是莫斯的《中国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且主要依据英国蓝皮书与美国对外关系丛书，基本穷尽西方史料。但作为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国史料却明显不够。蒋氏开始注意并使用中国史料进行研究⑥。彼时美国的中国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时限上多聚焦中外交流展开并产生整体效应的近百年。蒋氏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推动者，最初缘起或因此时对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国外交史的关注。 蒋廷黻还多次与罗家伦讨论中国史学及研究方法，并借阅后者的书籍⑦。罗家伦留学欧美时大约搜集1，200到1，500种近代史料，分存于纽约、柏林、伦敦和巴黎⑧。蒋氏所借的书籍大致为罗氏在纽约所购。有研究依据蒋廷黻“最早赏识我，劝我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罗志希”⑨的言说，称两人的讨论“显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关”⑩。就历史实情而言，两人当时即使讨论近世中国外交问题，也未必有明确的“中国近代史”认识。 两人都亲历华盛顿会议。罗家伦作为国内团体的参会代表接连发表有关国事和外交的文章，包括《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命运》《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等(11)。蒋廷黻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为中国参会代表提供支持；担任中国民间参会代表余日章的临时秘书，于会场内直观感受外交活动(12)。 若以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实情为据，留美时的学术选择和外交参与使蒋廷黻逐渐坚定研究中国外交史的信念。他回国后在不同高校开设中国近代外交专史课程，编纂近代外交史料，科学化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倡议大致始于此时，尽管其观念中未必有明确的“中国近代史”认识。欧美新知体系下对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等主题的学习，加以重要国际外交活动的直接参与，助力罗加伦投身该领域，成为后人眼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性学者。而相比于蒋廷黻，罗家伦留美时主要聚焦历史哲学。他选择以“中国近代史”为学术志业，却是后来留学欧洲时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决定。 1922年，罗家伦前往欧洲留学，此后数年先后求学英国、法国和德国。他初到欧洲时仍以历史哲学为学术主业。同期留欧的姚从吾致函朱希祖，称罗家伦“去年十月初来柏林，志愿习历史哲学”(13)。此后，罗氏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姚从吾、许地山等交流，受他们鼓励，逐渐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主张广搜近代史料，进而完成近百年中国通史的科学历史著述。罗家伦与师友的信函往来大致能重现这一转变历程，以及彼时他对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著述的认识。 1925年5月20日，罗家伦致函张维桢称自己已经确立两种著述计划，即通过历史哲学引导中国未来社会思想进入正确的轨道，同时利用科学方法、哲学眼光与文学手段撰述“近代中国通史”。他强调近代中国历史与世界联系密切，希望此著述促进民族觉悟的提升。这就要求以标准的中国文字完成文学革命，撰述第一部科学的历史(Scientific History)(14)。两种计划都有浓厚的现实关怀，反映出罗家伦“五四青年”的底色和此前主攻历史哲学的期待，以及历史哲学已非其唯一的学术志业。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暗示“近代中国通史”是兼具政治、文学和历史的跨学科著述实践，并以科学话语为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