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自光绪十七年(1891)刊板行世，因观点过于新奇，初阅者大多“惊诧不已”①，守旧者更痛斥“离经叛道”。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七月，《新学伪经考》突遭御史参奏，要求销毁书籍、惩治作者，当天谕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但数月之后竟大事化小，仅以饬令作者自行毁板结案。有关此案的官私记载非常简略，所以学界虽然不断论及②，但整体认知有限，尤其案中一些重要事实，如上奏严参的御史究竟是谁，广东当局查办参案的内情如何，化解参案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至今仍有争议，或存在空白点。本文搜检相关文献，特别是依据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对此案新作探讨，补充紧要细节，还原基本史实，借以深化对甲午时期相关人物与史事的认识。 一、“安维峻参奏《新学伪经考》”说析疑 《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奏御史的庐山真面目。七月初四日，军机处寄发谕旨给两广总督李瀚章： 奉上谕：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原片着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③ 清廷交付督抚查办各种参案，按例省称“有人奏”，即使转发原参折片，也会隐去参奏者姓名。因此，奏劾《新学伪经考》的御史是谁，当时属于机密，但社会上纷纷相传，指为安维峻。四年后，在戊戌变法新旧激争之际，湖南旧党编刻《翼教丛编》，首次公开刊行这篇奏折，第一次印本题作“安侍御维峻请毁禁《新学伪经考》折”，但有目无文，稍后第二次印本将题中“折”字改作“片”，补刊奏片全文及李瀚章奏覆，再后第三次印本又在篇末加按：“此折从两广督署抄出，上谕亦未见奏人姓名，初传安晓峰太史上，后太史自戍所寄书葵园师，言疏劾康逆学术悖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询知此疏为今上海道余晋珊观察联沅所上，谨附订于此。”④纠误依据来自“当事人”安维峻，必定可信，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一事，从此广为人知。⑤ 学界起初多据《翼教丛编》武昌重刻本或长沙初刻二印本，认为参奏《新学伪经考》的御史是安维峻。后来，胡建华依《翼教丛编》长沙初刻三印本的纠正案语和康有为自编年谱，结合《清史列传·余联沅传》，指出“首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应为余联沅”。⑥孔祥吉随即补充证据，特别是翻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年军机处各档，发现余联沅进呈过《广东南海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请饬查禁片》，论定“向朝廷弹劾《新学伪经考》的是余联沅，而并非安维峻”。⑦茅海建接着引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原档，指出余联沅七月初四日奏上一折三片，第三片专劾《新学伪经考》，与《翼教丛编》所收折片“文字完全一样”。⑧这些研究完全证实了“余联沅参奏”说。而孟永林近年根据安维峻诗文，对“安维峻参奏”说作补正，既承认胡建华、孔祥吉所论合理，又以“二人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间接证明，而并非直接证据”，提出安维峻、余联沅“共同纠参”说，强调“安维峻也是起草奏稿人之一”。⑨此论显然有误。军机处原档中的余联沅奏折，难道不是直接证据?所谓安维峻六月十七日撰成奏片、由余联沅七月初四日奏进，更与清代联衔进奏制度不符。不过，安维峻诗文屡称自己参奏《新学伪经考》，确有必要细加考辨，而以往研究重在查寻余联沅参奏证据，对晚清盛行的“安维峻参奏”说未作辨析，难以根除旧说之谬。 “安维峻参奏”说由来已久。《新学伪经考》遭劾后，《申报》以《离经叛道》为题披露参案消息，称康祖诒性情乖戾、学术荒谬，“近因其书传至京师，为某侍御所见，怒其狂妄，遂具折上陈，请旨查禁”⑩，但未确定参奏人。过了四天，《申报》又刊出《参案确情》的后续报道：“广东访事人云：广东学政徐花农文宗被言官纠参、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及南海举人康祖诒离经叛道惑世诬民、奉旨查办各节，前据所闻登报，兹再访查的确。此案实由安侍御维峻所参，其正折奏参徐文宗，附片则奏参康孝廉。”(11)这是迄今所见安维峻参奏《新学伪经考》的最早说法。此后，官场、学界不断有传闻，如皮锡瑞当年冬间日记提到“奏康者安维畯，乃祭酒门下士”，翌年五月又记“康祖诒去年为安御史纠参”。(12)戊戌政变后，梁鼎芬还散布新说：“康有为所撰《新学伪经考》，私意害道，邪说诬民，御使安维峻、余联沅先后奏参，我皇上严旨查办毁板。”(13)后来胡思敬也追述：“先是有为未通籍时，御史安维峻见其书，大恶之，密具疏纠参，比之少正卯。”(14)这些传闻是源自《申报》还是《翼教丛编》，抑或别有依据，目前难以稽考。 安维峻本人有关甲午参奏《新学伪经考》的说法，更值得考究。翻检安维峻现存所有诗文，最早提及此事是戊戌年，往后逐步演化，形成大致情节，但始终不完备。现将他的主要叙述，依先后摘录于下(见表1)。
综观以上材料，其要点是：安维峻甲午“具折严参”康有为，大遭忌恨，及至戊戌康有为擅权，图谋报复，“矫诏”加害安维峻。以下根据安维峻戊戌前后的思想、言行，略作辨析。 自《马关条约》签订，尤其得知《中俄密约》传闻后，谪居张家口的安维峻深抱杞忧，但他的自强救亡策仍是传统经世套路，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20)及至戊戌夏秋，维新运动已如火如荼，安维峻“每读邸抄，痛国是之日非，恨群邪之乱政”，更激烈地反对引西学行新法，认为“事事效法东西洋”将使大清沦入夷狄、禽兽之列，再三痛诋维新官绅：“群邪之假变法以便其奸谋，如请改民主之国，扶慈銮游历各国，大学堂即议院之基等类，此固我大清之祸，而亦非群邪之福也。”(21)翌年，他又就陈宝箴荐举康有为而遭革职，大加訾诋：“右铭取祸之道，在尽弃其学而学西人，为反常大不祥之举动，致使湘中一块干净土，亦将变而为夷狄、禽兽之风。……世之颠倒昏迷于西法者，其亦可以知所返矣。”(22)安维峻自矜“于甲午岁早烛此奸，疏请立正典刑，焚其书，毁其版，用以绝异端而遏乱萌”，初衷即在抵拒西学，捍卫儒学道统，维护君主专制，与戊戌政变后朝野指斥康有为学术“乖谬”、心迹“悖逆”迥异。而安维峻甲午夏间对时势的体认，是西学还没汹涌而入，未对儒学构成致命威胁，迫在眉睫的是日本侵略，李鸿章却避战求和。际此时局，安维峻虽起意参劾《新学伪经考》，实际所奏乃关涉吏治、兵事，因而没有进呈《新学伪经考》弹章。这一心态，他后来向王先谦吐露：“疏劾康逆学术悖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安维峻在戍所见到《翼教丛编》，发现卷二参奏《新学伪经考》折片主名之误，特意写信解释，应在戊戌岁末。(23)若他甲午年确曾“具折严参”康有为，此时正宜向外界公开这一洞烛先机的壮举，但他没有冒名贪功，而是如实说明当年“稿具未进”。其实，他在《复李抟霄刺史书》中追述甲午奏劾康有为，紧接着说“事虽不行，而彼亦心胆俱寒”，坦承此事“不行”，最可信据。可见，关于甲午参奏《新学伪经考》而未遂，安维峻两次坦言告人，如合符契。后来安维峻撰其父行述对甲午参奏事仅及一二细节，在悼念继室的诗文与其父小传中重申“严参”却语焉不详，尤其始终没有公布奏稿，根源即在甲午参奏事本为未遂之举，有其名而无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