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D82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2)05-0092-18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的中美外交接触中，美国反复表明，一定要支持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但是后来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从而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本文研究的中心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收回山东权利的态度和决策。在百年以后，回顾这段历史，并把这个事件放到当时国际政治和列强博弈的大环境中进行讨论。 在五四运动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在评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情况时，简单地认定反动的北京政府的外交就是卖国。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抛弃那种把历史看成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爱国与卖国等对立的两分法，认识到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交也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关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问题，近些年出版了如徐国琦、唐启华、邓野、侯中军等人非常深入的研究成果，他们证明了北京政府对参加巴黎和会进行了外交方面的充分调研，对德宣战和华工对“一战”的贡献，为协约国所承认，取得了作为参战国成员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并使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租借地、租界及胶济铁路，具有了可能性。学者们看到，北京政府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明确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宗旨：土地完整；主权恢复；经济自由；平等地位。① 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的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十四项原则”，对近代以来不断受到列强蹂躏的中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由于美国多次明确表示在巴黎和会上要支持中国的诉求，使中国从上到下对美国寄予了厚望，认为有美国这个强大国家的帮助，而且中国是协约国的成员，为“一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因此，收回山东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大有志在必得之势。但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巴黎和会竟然否定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与当初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中国遭受一次沉重打击，也造成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极度失望。在这种失望的情绪下，人们似乎如梦方醒：美国也是靠不住的。同时，中国国内舆论把这个失败归结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人们对政府的巨大愤怒，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本文的目的并非要重构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基本事实，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而是要讨论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与中国的互动以及美国对中国收回山东主权诉求的态度。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尽了最大努力，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出现，也不是美国所期望的，而是当时各协约国之间的权力博弈所决定的。总结起来，有如下因素：第一，威尔逊为了不让其所设想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联”)受到日本威胁退会的干扰，不得不与日本妥协。第二，美国帮助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设想，没有得到其他主要西方列强的支持，特别是英、法、意等国在1917年与日本有秘密协议，以承认日本在山东取代德国，换取日本参战。第三，日本利用中日1918年关于山东问题换文，让中国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让美国动摇了对中国支持的信心。 本文主要根据《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对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具体活动的记录，以及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中关于巴黎和会的文件汇编，展示了中、美、日关于山东问题的具体交涉细节，来看当时中国所进行的努力，分析中国不能实现原定目标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无论美国最终是坚持还是放弃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诉求，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在巴黎和会上，美国除了与日本妥协没有其他的选择，一旦把要求日本立即归还山东半岛的内容写入《凡尔赛和约》，日本就将退出巴黎和会并拒签该和约，那么该和约对日本就没有约束力，中国收回山东权利的计划仍然不能实现。而在不可能达到直接归还山东半岛的目的的情况下，美国仍对日本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让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将原德国的势力范围归还中国。因此，不能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完全失败的。如果要讨论失败的话，即美国和中国要求日本直接归还山东半岛的目的都没有达到，这不仅是中国的失败，也是美国的失败，是美国国会最终不批准《凡尔赛和约》的原因之一。 一、巴黎和会前的中美沟通 在欧战爆发初期，北京政府宣布中立。1917年春美国对德宣战以及1918年初威尔逊发布“十四点计划”后，中国与美国频繁接触，支持美国建立国联的设想。其中，驻美公使顾维钧最为活跃。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目标十分明确，主要对手就是日本。②顾维钧的计划是，首先应该准备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并设法将其写入和约。例如，他提出对德和约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废除《辛丑条约》中德国所得到的权益，归还青岛和胶州湾租借地，归还德军掠去的天文台设备，德国占领山东之后中国所遭之破坏应向德国索赔，遣返德国侨民之费用应由德国偿付。二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谋求解决胶州半岛和青岛问题，“无须顾及二十一条为基础的中日条约”。其中，第二点是中国的主要目标。③ 顾维钧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依靠美国的支持，对英、法则不抱太大希望。所以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他关注美国政策特别是威尔逊的政策主张和观点，认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议决时所发表的意见“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成为亚洲尤其是非洲被压迫民族的一线希望”。顾维钧还从美国国务院那里明确感觉到：“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美国将尽最大努力促进中国的事业，务必要使中国参加和会。”④因此，在巴黎和会之前，顾维钧不断与美国秘密接洽。而美国对中国的试探积极响应，竭力支持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北京政府大受鼓舞。陆徵祥也称要与美国一致行动，要求协助废除《辛丑条约》。1918年11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向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报告称：北京政府希望巴黎和会以新的国际和平理念，“有效保障中国之完整与独立”，消除列强在华的利益和影响。⑤威尔逊想要帮助中国，认为这是美国作为“朋友和榜样”要做的事情。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的终极目标，“那就是把日本赶出中国”。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