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47(2022)01-63-09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0月，流行词“打工人”走红网络。年轻人利用段子、图片和表情包展开了一场调侃和“造梗”狂欢，他们纷纷以“打工人”自居来吐槽自己的工作，或表达辛苦劳累(如“觉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或倾诉工作中的被动地位(如“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早点睡，打工人!”)，或在这种无奈中自嘲式地相互鼓励(如“靠别人是公主，靠自己是光荣的打工人。早安!打工人!”)。通过这些文本中展示的日常工作场景、生活场景和心理状态，抽象的劳动者被赋予了具体化的社会形象。 网络中的符号创造和传播随处可见，但是“打工人”有着独特的社会内涵：它不仅是网络社交中娱乐性的语言符号，也是使用者赋予自己的一个身份标签。“打工”在惯常语境中多用以描述体力劳动者，但眼下却更多被城市年轻“白领”所使用——他们与传统打工者相比，在新兴媒体上更加活跃，也习惯以“精致”“完美主义”为自己立“人设”——“打工人”一词也因此带有了一种断裂的异质感，它走红的核心并非像其他网络热词那样，在于与原本文化经验的“隔断”与“分解”[1]，而是根源于某种深层洞察和创造联系。“打工人”从字面可以拆解为“打工”和“工人”，这是两个在中国社会发展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打工”一词与20世纪末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就业流动有关，“工人”则是西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历史产物，常以“工人阶级”的形式出现在阶级分析和文化分析中。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其生成、态度和传播过程表征参与者个体的某种身份认同，而工作和对工作的感知与评价是现代人社会身份感的重要来源。“打工人”这一描述当代劳动者劳动与工作境况的网络流行词与特定群体所处的社会情境有关，蕴含生成性的话语内涵。分析该话语文本的社会意义和形成，以及它如何建构起当代青年工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理解“身份”与“话语”在理论上的关联，是本研究尝试达到的目标。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廓清“打工人”的社会结构根源，明晰其文本内涵以及文化实践基础。 二、流动的工人阶级概念与“打工人”的社会结构基础 在互联网语境中，“打工人”和“打工仔”一样，都是为了微薄工资而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的上班族。“打工仔”“打工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词汇，以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为背景，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以农民工为典型代表。21世纪以前，“打工”充满了负面内涵，因为打工者面临收入不稳定和社会保障上的不公平，处于经济文化边缘地位；主流话语也将其建构为理性缺乏者和城市不稳定因素。随着经济改革的扩大和深入，农民工被国家认定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同时市场经济模式下以薪水为生活来源的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多，“打工仔”的说法逐渐过时。“打工人”与之相比，仅有一字之差，内涵却相去甚远，创造和传播这一词汇的主体并非产业工人和农民工，而是信息技术时代的公司“白领”或“非生产性劳动者”。 其实，“工人阶级”概念在学术史中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对这一过程的简短回顾能够为我们解释“打工人”现象提供一种理论背景。 (一)“工人阶级”概念变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工人阶级一直是无产阶级的同义词，指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是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拥有自己的阶级意识，“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认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下的社会结构分裂：机械化与工厂制度使得旧时的手工工匠被剥夺了在家庭作坊中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机会，只得进入工厂成为一名雇佣劳动者。彼时，产业工人就是无产阶级最典型的代表，集中在纺织、制铁、运输和机械制造等行业[3]。进入20世纪，西方“工人阶级”理论话语由于以下事实而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缺乏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而生存的境地，“受雇佣”成为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唯一出路，而且劳动群体内部职业分工越来越复杂，商业、管理和技术岗位从业人口持续增加，“工人阶级”概念也随之呈现出可分析性和弹性，且一直处于被塑造的过程。例如，高兹将其形容为“非工人-非阶级”[4]，米尔斯等人则提出“新工人阶级”概念以囊括经理、销售和服务人员、掌握专业技术的工人、办公室职员等[5]。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哈里·布雷弗曼重置了工人阶级的内涵，赋予其“流变性”——不把工人阶级看作对某一人群的概括，而是将其视为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概念。经理阶层、销售和服务、政府职员都可囊括进工人阶级范围之内，他们和产业工人一样都属于雇佣劳动者，其劳动过程都丧失了自主性，不存在根本上的差别。布雷弗曼将劳动自主性的缺位归因为以“去技能化”为主旨的科学管理技术的普及。尽管第二代劳动理论家认为不应当过度无视劳动者的能动性，但劳动过程被客体化、失去自决性已经成为辨识工人阶级的分析性标准之一。以办公室工作为例，经由泰勒式的流程设计，白领职员更接近于操作的主体而非劳动的主体，甚至倒水、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抽屉、打字的时间都被严格计算[6]，他们也常常表现出对工作的反感和厌倦情绪，反对这种自主控制权的丧失。另外，劳动技能的降低还意味着劳动保障的不安全性，工人在劳资权力关系中并没有什么谈判地位，随时可能被替换。然而，雇佣劳动已成为社会中主流的工作制度，工人没有参与劳动的其他渠道可选择，即使有反抗情绪，也能够被提高工资的管理措施有效安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