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行政推动机制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爱平,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社会融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治理、粤港澳跨境治理;郑晓云,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治理、粤港澳跨境治理。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

内容提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下,鼓励和推动港澳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新创业,对于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各级政府习惯性地采用行政推动机制去开展此项工作,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港澳青创政策供给状况、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挑战及其心理融合情况,鲜少探究行政推动机制的运作逻辑及其诱发的内在矛盾与缺失。研究发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主要采取政治号召、高层推动、政策扩散、部门推进、绩效考核的方式,强力推动港澳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新创业。在强大的政治势能传导下,这种行政推动机制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远而言面临着“政策执行内卷化”的隐忧。为此,政府需要对行政推动机制进行政策审思,在做好阶段性角色调适的同时,注重发挥市场驱动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的作用,切实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发展。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2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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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2)02-0100-13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2.02.001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为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央高度重视港澳青年工作,出台了诸多重要政策文件。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专门提出:“在大湾区为青年人提供创业、就业、实习和志愿工作等机会,推动青年人交往交流、交心交融,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参与国家建设……完善有利于港澳居民特别是内地学校毕业的港澳学生在珠三角九市就业生活的政策措施,扩宽港澳居民就业创业空间”[1]。在此背景下,粤港澳政府部门纷纷响应,出台吸引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多项举措,并创办12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省级基地;珠三角九市政府也竞相出台一系列创业和就业优惠政策,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就业的福利保障,筹建各类创业孵化基地,举办青年人才交流活动等,力图吸纳更多的港澳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共孵化港澳项目698个,带动就业人数8800多人,吸纳港澳青年超1000人[2]。应该说,在诸多的政策利好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工作初见成效,成绩值得肯定。不过,从相关报道来看,港澳青年虽然对大湾区发展前景态度乐观,却对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和生活兴趣不高,真正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港澳青年数量并未有大幅度提升。同时,从我们的实地调研情况来看,各级政府围绕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政策目标,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机制的确做了大量工作。但问题是,强力的行政推动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在推进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工作实践中,政府的这套行政推动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它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与缺失?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和审视这些问题,并提出一些策略性建议?本文将以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为例,就此进行抛砖引玉的探讨。

       (二)文献综述

       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学界针对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政策的类型学分析和文本研究。陈铀和吴伟东将广州、深圳和珠海三地支持港澳青年跨境就业创业的政策分为奖励型政策、发展型政策和保障型政策,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发现三地相关政策存在较高的趋同性,即在保持与中央政府一致的政策目标基础上,突出创业和就业的政策内容,采用资金资助为主的政策工具[3]。杨爱平等借助政策工具理论对地方政府出台的港澳青年文创政策进行了专门分析,提出应该综合运用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打造具有人性化服务的创业就业软环境,以实现港澳青年文创支持政策的动态调整和优化[4]。

       二是关注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政策存在的机制性问题。方木欢认为港澳青年在创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制度性壁垒、不健全的保障机制、政府与市场分工不明确、政府间协调合作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政策落实情况不一致等问题,需要从制度机制上寻找解决方案,既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也要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协调好政府、社会、企业多方力量的关系[5]。

       三是探讨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发展的诉求及其面临的挑战。曹旭东和徐英注意到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期间,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四大领域既受到一些优待,同时也受到一些限制,这种差别化待遇需要以区域政治取代身份政治为原则,遵循“先技术、后政治”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加以解决[6]。谢宝剑和胡洁怡针对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文化差异、薪酬和社会保障差异、能力与需求的匹配差异、营商环境与公共治理环境差异等挑战,提出加强粤港澳三地青年发展政策协同和充分发挥行业团体、企业以及高校的作用[7]。林至颖指出在鼓励香港青年抓住大湾区的创业新机遇时,政府需要加强与商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合作,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咨询服务,为青年人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住房、出行、医疗、就业、社保和税务等方面提供配套措施[8]。

       四是港澳青年“北上发展”中的心理融合及其政策调适研究。傅承哲等基于香港社会动态追踪(HKPSSD)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港澳青年政策对于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效应问题,发现内地发展交流有助于提升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心理融合在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政策效应中占据着重要的中介地位,未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注意“精准吸纳”问题[9]。在此基础上,他们从行为公共管理视角出发,进一步研究港澳青年跨境公共政策的独特认知机制对其心理融合的影响,提出了政策合法性与有效性评价对港澳青年的心理融合有较大影响,政策感知评价需要政府在投放政策资源时做到有所侧重,避免“一刀切”的做法[10]。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些考察了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政策工具及其类型,有些关注到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探讨了港澳青年创业就业的实际诉求及其面临的挑战,有些从微观层面研究如何让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政策更好地发挥心理融合的中介作用,这些都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客体的角度描述港澳青年在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需求与诉求,尚未从供给方的视角探究政府在促进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即行政推动机制具体是如何运行的;二是现有文献虽关注到港澳青年面临的制度性壁垒和环境差异问题,但对行政推动机制运行中滋生的各种矛盾和缺失剖析得不够全面;三是在应对措施方面,部分学者只是提出了重视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相结合的应然式建议,未能深入反思行政推动机制所诱发的政策执行内卷化困境,进而提出促进港澳青年跨境流动的市场驱动机制的策略建议。为此,下文将从供给侧角度探究行政推动机制的运作逻辑及其内在的矛盾与缺失,并就此提出相应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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