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正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其社会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时代的观念演进和变迁。在长期跟踪研究这一群体社会心态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一系列潜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冲突，其中既有对既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满(例如“躺平主义”)、对资本与工作的反抗(例如“996.ICU”)，也有对主流家庭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不认同(例如“父母皆祸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娃”)，还有源自亚文化共同体与泛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饭圈、女权、LGBTQ等)。与那些产生于特定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下，以现实经济利益分配为核心诉求，以利益纠纷、维权、抗争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冲突形态完全不同，这些新的冲突背后是青年人独特的观念与认知模式。因此，广泛存在的舆论争议并非无关紧要的“意气之争”，相反，它们可能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冲突的来源，甚至成为左右社会共识走向的动力机制。我们有必要站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及其后果。 具体到社会心态层面，当代青年群体身上呈现出很多耐人寻味的悖论：他们既是心态开放、多元包容的一代，愿意接纳那些有争议的观念、行为和群体，却又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一代，“一键举报”“人肉搜索”屡有出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高度认同、充满信心，却又对个人命运前途迷茫不安、焦虑彷徨。他们拥抱物质、向往财务自由，却又对财富精英嗤之以鼻、极尽嘲讽。他们一边渴望恋爱结婚，过上理想中“一日两人三餐四季”的美好生活，另一边却又懒得恋爱、懒得结婚，只想养一只猫，陪自己过个“躺平”的周末。他们是现实生活里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却又在网络世界里彻夜狂欢。这些悖论看似对立，背后却指向了共同的时代背景，正是后者所塑造的核心观念决定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和社会行动取向，并部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潜在问题。 基于此，我们尝试提出一套分析性框架。本文认为，理解青年一代社会心态的核心钥匙与时代大背景有关：青年一代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被称为“丰裕一代”；在他们成长后，又遇到资产多寡的重要性相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优劣逐渐提高的“资产社会”。丰裕一代塑造了年轻世代的个体化特征及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资产社会则塑造了这一世代的无力感和底层感，这些核心观念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心态特征，包括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的国家，并呈现出当代青年群体独特的“圈层化生存”状态。 一、高速经济增长下成长的丰裕一代 丰裕一代不仅普遍拥有更加丰厚和充裕的物质条件，而且在其成长阶段见证了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高质量城市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互联网普及化等时代进程为代表的“繁荣”和“增长”叙事，与以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塑造丰裕一代的两条逻辑主线。 “丰裕”既体现在物质条件方面，也体现在教育、工作、落户等社会流动性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前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始终维持每年7％以上的高速增长，“90后”个人生命历程的昂扬向上与国家前途未来的蓬勃发展之间形成了时代与世代的共振。如果说，“50后”“60后”与国家同呼吸的集体记忆建立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匮乏”经验之上，那么，“90后”与民族共命运的世代体验则蕴含在少年中国、未来可期的“丰裕”憧憬之中。 经济增长在当代青年群体的观念层面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即个体化与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 个体化表现为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以个人兴趣、价值、观念为导向。市场经济时代，国家不再在道义上承担保障所有人均等生活机遇的责任，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协调者，个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被推向时代的舞台。当经济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年青一代越来越多地将个人兴趣和价值作为思考经济行动的出发点。与此同时，丰裕的物质基础为“90后”创造了温饱之上追求自我与个性的条件，“我”与“个性”作为这一世代的精神坐标原点得到前所未有地放大和延展。今天的年轻世代不仅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还是从个体经验出发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一代人。 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则代表了一种对于舒适、自由、有成就感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的渴望，同时以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为前提，在观念层面表现为既重视物质，又轻视物质。以繁荣和增长为主旋律的叙事塑造了年轻世代关于物质生活的乐观主义迷思，并在观念层面塑造出两种潜藏着矛盾冲突的取向：一方面，他们有底气向往超越了物质财富的理想生活方式，认同“财富不过是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副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对于物质基础的乐观想象一旦遭遇现实的无情打击，又会反过来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个人发展的信心和预期。 二、资产社会与后来者的“下流化” 伴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升高。世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进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国家治理模式与经济组织结构，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财富分配与社会分化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