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情境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加快转换。从宏观来看，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8.5万亿美元；从微观来看，绝大部分企业（60%）都制定了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数据源自《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2020）》）。以数字技术作为经济的核心驱动，已经成为新时代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由此为数字化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企业面临产业链断裂危机，数字化转型能提升战疫的精准化和智能化（吴非等，2020[1]），以激发企业复工复产的活力（黄庆华等，2020[2]），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抓手。 如何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依据Hicks（1969）[3]的研究，技术创新活动离不开强大的金融驱动力，而数字化转型作为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其对高质量金融供给有着更为突出的需求。但目前的金融结构资源配置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之间存在严重错配。传统金融在引导资源配置上有着较为明显的风险厌恶偏好，这种“后向型偏好”使得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体量和稳定财务建制支撑的企业更容易受到青睐，降低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唐松等，2020[4]），由此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更大的挤出效应。现有金融体系对企业生产创新需求的支持不足需要新的金融业态来覆盖，在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深度结合应用中，形成了全新的金融模式——供应链金融（Supply Chain Finance，SCF），这种新金融模式能通过对各个节点企业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整合优化，改变原有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评估模式，即将单个主体的信用评估和风险承担由单节点向供应链全链条扩展，使得上下游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的金融可获性得到有效平衡，从而破解了传统金融的资源配置低效困境（宋华等，2021[5]；Haitao et al.，2019[6]）。2020年9月，央行统领多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指出“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对于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与优化国家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供应链金融能有效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变革提供金融基础支撑，在宏观上为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全新动力，是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路径。 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将供应链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直接关联的文献研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识别还存在较大分歧。现有的文献基于供应链金融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供应链视角和金融视角上，但其对企业生产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晰。部分学者认为，一方面，供应链金融构造的长期伙伴合作网络能够形成开放式的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实现金融机构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高频交互，提高供应链信息资源运用效率（Wuttke et al.，2013[7]）；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借助供应链金融来锚定核心企业，以核心企业的信用状况扩展至整个链条体系中，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融资可得性（Haitao et al.，2019；Tunay and Weiming，2018[8]），由此改善了金融市场资金错配境况。显然，企业金融境遇的改善，能够为自身数字化转型变革提供良好的基础。然而，另一部分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供应链金融中“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在信用和风险上的错配（宋华，2021[9]），依旧会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核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捆绑式”的信用评估模式过度依赖于核心企业，一旦核心企业的财务状况遭受冲击，则上下游企业由于自身技术研发能力、内部管理水平及外部协调能力的不足，会使得供应链金融对其产生的效能面临极大的限制（陆岷峰，2021[10]）。更为重要的是，行业外部因素（如政府干预、行业预期等）会对整个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卢强等，2019[11]），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的断裂，这使得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发展质效的评估出现误差，从而减少对企业的优质金融资源供给，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一定阻碍。鉴于此，本文拟对“供应链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进行识别检验，对厘清微观金融创新与企业转型驱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力图在以下几点有所贡献：第一，通过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供应链金融”和“数字化转型”分类下词谱频数的归总，用定量的方法测度企业供应链金融水平和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而探析企业二者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第二，基于异质性视角深入剖析不同产权性质和地理区位下“供应链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果。第三，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供应链金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机制“黑箱”，从“内部信息披露与报刊正面新闻”“融资约束与财务稳定”“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产出”三个渠道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传导途径。第四，考虑在“供应链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范式中嵌入社会非信任环境因素，探究在不同失信强度下供应链金融的影响效用组别差异。本文为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以及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也为企业如何利用供应链金融推进数字化变革提供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