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所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在谈到新民学会的缘起时说，除了求友互助和团体的生活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1](2)。对于“向上的人生观”的具体内容，我过去认为，就是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说的以圣贤豪杰为期向[2](209)。但是，这毕竟是青年毛泽东的理解，是否与杨昌济的想法一致，还有待证明。最近，我发现了杨昌济先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编著的《修身讲义》，它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肯定的、准确的答案。 一、《修身讲义》的特色 杨昌济所编的《修身讲义》(以下简称“杨氏讲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照搬当时已出版的伦理学教材或修身讲义普遍存在的以西方伦理学为蓝本的模式。 据徐曼所著《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一书统计，自1900年至1915年，中国先后出版了24种伦理学的教材(其中有7种以“修身”命名)。这些教科书或讲义，明显受到翻译过来的西方伦理学和伦理教科书的影响，一般都将伦理学分为理论之学和应用之术，即理论伦理学与实践伦理学，既对有关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厘定，又详尽地介绍了具体的修身规范。如1906年出版的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分两册，第一册所言皆伦理学之大纲及对于己身之伦理，即理论伦理的内容，如伦理之义、伦理之起源、中国伦理之派别、论伦理与人类之关系，等等；第二册主要论述实践伦理的内容，包括家族伦理、社会伦理，等等[3](215-218)。又如，蔡元培于1912年出版之《中学修身教科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注重实践，下篇注重理论。上篇分五章：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每章又分若干节；下篇分六章：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结论，每章又分若干节[4](1)。 杨氏讲义的结构则与这些著作不同，它没有理论伦理与实践伦理之区分，也没有个体、家族、社会、国家伦理之区分，全书重点就是讲修己，即个体的修养，共分九个部分。正如他的学生萧瑜所说：“尽管杨先生说话欠流畅，可是他写的讲义却有很大的价值。这些讲义是他自己研究和经历的心血，根本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一套。”[5](23) 第一部分为“圣贤豪杰之特质”，实际上是讲立志。“为人第一要立志。立志为善人不为恶人，立志为圣贤豪杰不为庸俗人，立志为君子不为小人，乃修身之第一要义也。”① 第二部分为“卫生”。“余尝谓友人曰：学问者所以养吾身也；若吾身不存，虽有学问何益?因勉学而伤生，可谓不知本末轻重者矣。” 第三部分为“规则的生活”。“人之精力有限，每日固不可无读书之时、治事之时，亦不可无休息之时、游戏之时、运动之时。真能勤者不必其刻无暇晷也，在于每日有一定之课程，逐日做去，不使间断，铢积寸累，自然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第四部分为“戒骄”。“人须小心谨慎，庶能有成功而不致失败，骄则未有不败者也。” 第五部分为“张子《正蒙》”。“《船山遗书》中有《张子正蒙注》九卷，今择其极精要者，发挥而光大之，于以开发思想，激厉志气，大有益也。” 第六部分为“吕新吾《呻吟语》”，共选其中60多条格言，如“人不自爱则无所不为，过于自爱则一无可为”。 第七部分为“达化斋日记”。这部分《达化斋日记》②，原载1903年5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8册，其中颇多方法论的论述。 第八部分为“论语类钞”，既包括1914年长沙弘文图书社出版之《论语类钞》③，又包括1915年新编的《圣门下手工夫》和《圣贤气象》两章。 第九部分为“录蔡振《中学修身教科书》修己论”之五个部分。蔡振为蔡元培的笔名。杨氏讲义将此书第一章“修己”中的五节，即第二节“体育”、第五节“自制”、第六节“勇敢”、第八节“修德”、第九节“交友”等作为《修身讲义》的附录收入。这一做法表明，杨氏在自己所编的《修身讲义》中虽然没有全面介绍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范，但他实际上是将蔡元培所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作为学生的参考资料的。如果我们再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杨昌济还曾将蔡元培翻译的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教材，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杨昌济一点儿也没有忽视伦理学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的教学。而杨氏讲义的这种编法，则不仅突出了修己的实践性内容，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优秀内容。 现存杨氏讲义一书，没有印制统一的封面，现有封面的标题是手写隶书“修身讲义”四字，作者为“长沙杨怀中演讲”，首页在《修身讲义》的标题下，也是手写的“长沙杨怀中撰述”。每页两面，每面十行，每行二十三字。全书没有统一、连续的页码，说明它们不是一次印刷出来的，而是分多次印刷的。根据讲义和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些讲义中一些篇章的写作时间。例如，何叔衡在杨昌济逝世时送的挽联中说：“我曾在长沙，听讲过《圣贤豪杰之特质》。”[6](1239)考何叔衡1914年7月已经从第一师范讲习科毕业，因此《圣贤豪杰之特质》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已写出。杨氏在其1915年4月26日日记记载，“昨日编《论语类钞》‘圣贤气象’完，拟从此为止，不再编矣”[6](650)。这说明，《修身讲义》的这部分付印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时。杨氏在1914年11月21日至22日拟修身问题200多个，已经涉及上述讲义的7个部分，但是没有《论语类钞》新增加的两个部分，也没有“张子《正蒙》”和“蔡振《中学修身教科书》修己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