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5-0096-08 《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①据此，今人多以为孟子讲义利对立而排斥利。然而，程颐的解读，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引述程颐所言“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要求通过“存理去欲”而去除“以利为心”，从而达到“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而不是“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并且还说，“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②，对程颐的解读做了进一步发挥和完善。 一、从《孟子》“以利为本”到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 《孟子》不仅载孟子曰“王何必曰利”，而且《孟子·尽心上》又载孟子曰“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似乎都有讲义利对立而排斥利之嫌。但是，《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从字面上看，孟子言“故者，以利为本”，明显是对利的肯定。 对于《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东汉赵岐注曰：“言天下万物之情性，当顺其故，则利之也；改戾其性，则失其利矣。”③又注曰：“今天下之言性，则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为本耳，若杞柳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对此，宋孙奭疏曰：“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谓也，则事而已矣。盖故者，事也……以其人生之初，万理已具于性矣，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于有为则可也，是则为性矣。今天下之人，皆以待于有为为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而为性者耳，是则为事矣。事者必以利为本，是人所行事必择其利然后行之矣，是谓‘故者，以利为本’矣。”④在他们看来，人、物之性，本乎自然，所以，讲人、物之性，应当顺乎自然则有利；显然是把《孟子》“故者，以利为本”解读为顺于性则有利。 程颐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说：“今言天下万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顺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为本’，本欲利之也。”⑤又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故者，旧也，言凡性之初，未尝不以顺利为主。谓之利者，唯不害之谓也。一篇之义，皆欲顺利之而已。”⑥程颐的解读与赵岐并无不同，都把“故者，以利为本”解读为顺于性则有利；而这里所言利，讲的是利与害的关系。 应当说，《孟子》“故者，以利为本”是就人、物之性而言，不同于《孟子》“王何必曰利”是就富国强兵而言。但是，程颐将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故者以利为本’，故是本如此也，才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顺。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其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⑦在这里，程颐将孟子言性而讲“故者，以利为本”的“利”，等同于《周易》“乾，元亨利贞”中的“利”，等同于《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明确提出“天下只是一个利”“利只是一个利”，并且由此认为《孟子》“王何必曰利”也是同一个利，只是由于后人趋利成弊，所以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但是却被不信孟子者李觏批评为是讲仁义而不讲利⑧，而信奉孟子者又讲“不得近利”。因此，程颐讲“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强调利对于人生之重要。应当说，程颐的这段论述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提出“天下只是一个利”“利只是一个利”，是他讲“仁义未尝不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的理论依据。 据《程氏遗书》杨遵道录：“‘利贞者性情也’，言利贞便是《乾》之性情。”因问：“利与‘以利为本’同否?”程颐说：“凡字只有一个，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顺理无害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⑨程颐的这段话，可分为两段理解：前半段讲的是，孟子言性而讲“故者，以利为本”，其中的“利”是指顺于性、顺于理而有利，就“凡顺理无害便是利”而言，并认为与《周易》“乾，元亨利贞”的“利”，是同一个利，由此，程颐提出“君子未尝不欲利”，也就是说，从利害关系的层面看，“君子未尝不欲利”；后半段解《孟子》“王何必曰利”，认为“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而“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有利，由此，程颐提出“仁义未尝不利”，也就是说，从义利关系的层面看，“只以利为心则有害”，而“仁义未尝不利”。 在程颐看来，既要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又要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仁义未尝不利”，二者所言利是同一个利。另据《程氏遗书》胡氏本拾遗所载，程颐还在解《论语》“子罕言利”时，说：“所谓利者一而已。财利之利与利害之利，实无二义，以其可利，故谓之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妨义耳。乃若惟利是辨，则忘义矣，故罕言。”⑩在程颐看来，利，可以是义利之利，也可以是利害之利；从利害关系的层面看，“以其可利，故谓之利”，所以“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而从义利关系的层面看，“乃若惟利是辨，则忘义矣”，所以孔子罕言利，只是要反对唯利是求，并不是要排斥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