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2)02-0031-07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2.02.04 古希腊伊始，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就存在着显著区别。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逐渐在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基础上诞生的资本主义文明以工业革命的实践方式迅速崛起，使欧洲一度成为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借助于这种实证优势，西方价值观念的独断开始初步显现，“西方中心论”逐渐由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实证基础的“表面中心论”走向以文化优越和文明优越为实质的“典型中心论”。在此种情况下，“西方中心论”成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严重阻碍。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深刻变化，“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对话机制、新的交往方式来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类型的全新文明形态。在思维方式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表征就是从“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到“共同体”思维方式的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觉摒弃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一元论文明类型形成了全方位超越。 一、“西方中心论”的产生及其思维方式的主体性悖反 “西方中心论”是在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的强势崛起和东方文明的日益衰落中逐步衍生的。近代以来，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思想、器物变革，摆脱了封建的政治格局和宗教的思想束缚。启蒙运动“最初乃是西方思想界冲破封建统治、开放视野并且向东方学习的一种努力”①，但技术革命的到来、“海洋文明”的兴起等一系列变化逐渐冲破了东西方文明的原初稳态模式，经过思想层面的准备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向现代文明迈进。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非洲成为资本主义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美洲土著被屠杀殆尽，其本土文明受到灭绝性打击；印度和东亚被掠夺得失去抗衡之力。各大洲均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人成了人类中的“娇子”，世界范围内的非西方国家都掀起了“向西方学习之风”，大多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这成为历史意义上“西方中心论”的实证基础。但是，这种“西方中心论”还仅仅停留在以经济实力为实证基础的表面形式上，没有上升到思想文化的实质层面，或者说没有上升到统摄人的生存发展方式的哲学价值观高度，因此还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是通过在思想上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文化基础的普遍性论证，进而上升到文明发展层面的“文化优越”。 “西方中心论”的经典形态就是黑格尔哲学，“一般而言，黑格尔的观念论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表达”②。“西方中心论”的原初形态是以英法为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但黑格尔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去地缘性，以文化价值理性为根基的广义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而“使当时作为‘先进国家’、但在文化历史版图又属于欧洲边缘地带的英法重新嵌入以德意志为中心、并由普鲁士宰制的欧洲乃至于世界历史”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东方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理性”沿着自我实现的道路，从希腊直至普鲁士国家，达到其顶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扩张，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渗透到环境、风俗、行为方式以及制度、价值观等人类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表现为一种排斥非西方文明但又将其视为征服对象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霸权意识。 相较于黑格尔对欧洲文明的高度颂扬，马克思却对独享理性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通过否定扬弃欧洲中心主义哲学思维，逐步走上了以“现实的人”为着眼点和以“人类社会”为立足点的新哲学构建之路。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尤其体现在其“市民社会”理论之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从落后的封建王权专制的基督教国家出发，矛头直指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认为其实质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市民社会”概念的虚幻性经由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在以解放全人类为理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历史性确证。由古希腊城邦国家演进而来的“市民社会”，在经历宗教世俗化和国民经济学的改造之后，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发展成为理性国家存在的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历史“根基”。而马克思则指出，“市民社会”的实质就是国民经济学论域下的“资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④，这正是黑格尔哲学所回避的概念。黑格尔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将“市民社会”理解为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而马克思则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市民社会”概念的神秘主义实质，自觉区别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主张从作为真正的社会存在基础的“人类社会”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在《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⑤。在《导言》最后，他进一步指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⑥。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批判哲学领域的“抽象”和政治领域的“抽象”已经初步萌发了以新唯物主义为立足点的哲学思想。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⑦。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在哲学观上与旧哲学实现了彻底决裂，从根本上明确了新哲学的立足点应该是“人类社会”，而不是以资产阶级国家所表征的“市民社会”。并且，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特征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在他看来，随着生产力在世界范围的交往，“市民社会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⑧。也就是说，通过哲学观的革命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市民社会”已经由地理意义上的“区域性”概念和哲学意义上的“中心性”概念，进入到马克思理论语境下的人类社会整体性层面的总体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征得到彻底消解。总而言之，马克思在其通往新哲学的研究路途中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市民社会”概念，自觉扬弃作为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存在基础的“市民社会”，开启以“人类社会”为历史基础和社会存在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之路，进而形成以世界历史和全人类解放为理论旨归的共产主义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