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3.001 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哲学不同于宗教、艺术和道德把握世界的根本方面，它用属于它自身的概念、话语和逻辑，借助于具体—抽象—具体的思考路径，通过系统论奠基和生成论奠基，给出一个事实得以原始发生及其演进的内在逻辑。“现代性”正是哲学把握当代人类问题的方式、范式。 一、直面现代性问题自身 历史虚无主义和哲学怀疑主义，既是现代性的要求，也是由现代性造成的直接后果。在性质上，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可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形态，除去带有政治目的的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专从求真向善趋美的角度省思，至少有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与现代性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就是作为问题的现代性本身。完全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完全的理想主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性及其问题自身都是失之偏颇的，相反，辩证的态度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一)知识论不足 市场化、工业化、世界化对知识、理论和思想的普遍而广泛的需求，促成了现代化运动以来各种知识与理论的突飞猛进，一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在当代世界，如何依照可信的知识、正确的理论和深刻的思想理解、诠释、阐释、注释人类共同的科学和价值问题，依旧是极为重要的；除了技术论、哲学式的诠释学，实践论的诠释学亦越来越重要。除了哲学理论，其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也同样如此。知识的快速创造、积累和传播，使人们深陷到知识的鉴别、选取和致用的“疲惫不堪”中。这给人一种颇有诱惑力的幻相和幻想：知识改变命运！当然，这也并非仅是幻想，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和生命历程中，知识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然而，面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已有的、现有的知识和理论面对人为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种族危机，以及因自然力量而成的灾害，似乎显得苍白无力、束手无策。如果说，在现代化运动肇始之时，怀疑的目的是为着获得可靠的知识，那么在自反性现代性状态下，怀疑则指向了现代性本身，当然也就指向了那些所谓的可靠的知识、正确的理论和深刻的思想。 (二)科技论危机 一如市场万能论所主张的那样，人们相信，科学家也都信誓旦旦地承诺，科学技术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状态，改变劳动者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危险作业的境况，甚至可以突破自然给予人类的生命质量的限制，甚至可以通过基因重组，延长生命、阻击各种病毒的侵袭。不可否认，快速发展起来的技术使人们的生产、交换、交往和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现代技术也在两个方面显露出它的限度。首先，技术无限论的信念和理念受到技术二重性的挑战，在带给人们足够益处的同时，也把身外的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在广度和深度上置于祛蔽和无蔽状态；日益发展的通讯技术被政治化和商业化，成为意识形态和资本控制人的身体和观念的重要工具，现代监控系统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人们的行动和情感无所遁其身，一种裸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向人们走来。其次，现代技术除了在代价方面给予人们“招致前来”“不招即来”的负面效应之外，在创价方面也暴露出它的缺陷，一方面，人们无法做到只保留技术的创价而规避代价，技术就如同一块银币的两面，代价附着在代价之上；另一方面，技术的发明、转换和运用受到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的严格限制。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将改变人们原有的生产、交往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无需谋面的交往代替了情景交融式的直接交往；仿真机器人的创制和运用，可能会改变传统的婚姻方式，人机之间的技术互动，可能或助长人们在对待性别关系上的任性，仿真机器人成为了人们任意摆置的对象，于是，一种深度的物化和机器化的生活方式将成为可能。 (三)制度论缺陷 在私人生活日益被公共权力甚或政治权力所监控和支配的场域下，具有权威性、合法性、强制性和弥散性的政治制度是否体现和实现公共意志和公共善，就成为了实现三种目的之善的关键。在此，我们省去了制度之原始发生的现象学考察，也省去了对制度本质的哲学规定，而直面现代政治制度自身，那么，现代制度论缺陷就以如下方面而呈现出来。第一，制度的稳定性与变易性。受人类有限理性和事物变易性和多变性限制，人类从未创制出完满无缺的制度体系来。在不易、变易和简易之间，如何在制度的稳定性和变易性之间保持平衡，所依靠的是人类的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任何一种制度体系，要么是面向物的，是相关于财富、机会、地位分配的，要么是面向人自身的，是对人的行动与观念的规约；前者的价值原则是正义、平等、公平，后者的价值原则是正当、民主、自由。当制定制度和实施制度的话语权被控制在少数人并为少数人谋利时，任何一种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都无法真正实现。由现代化运动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生成，民主、科学、平等、自由、公平已被确立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或许这种承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是可信的，也是成功的。但其前提是社会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种族危机和制度危机是在社会安全的阈限之内的，危机被掩藏着，尚未突破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容忍限度。当生命政治尚未呈现出根本性危机之前，权力和资本支配整个社会的逻辑尚未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秩序体系、观念体系濒临崩溃时，政治制度依旧保持着它的相对稳定性。当社会发生世界化、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时，当生命政治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成为必须优先加以解决的问题时，如何在权力、资本和生命之间寻找平衡，对正常状态下制度的变易性和适应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政治制度变成了具有商人思维的政治家的支配性力量时，正常状态下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价值承诺都变成了缺乏事实和价值根据的虚假承诺。如何处理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之两种场域下的制度之善，已经成为现代性场域下人类共同的难题。第二，制度霸权问题。现代性有两个空间维度，一个是国家维度，一个是全球化问题。制度霸权现象就在这两个空间维度内发生。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伴随着国家在国内各种事务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作用的加强，产生了当代形态的强人政治。当强人政治思维变成了一种非反思、非批判的惯性思维时，权力政治的普遍化现象就出现了。事实上，自现代化运动以来，强人政治思维呈现出不断加强的态势。这着实是一个悖论，人们愈是高举民主、平等、自由、公平、人权的旗帜，就愈是将这些核心价值排除在政治安排之外，将权力政治借助强大的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排除各种意志上的抗拒和行动上的抵抗，而贯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将原本不能政治化的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都要按照政治原则运行，将资本和权力变成政治强人积累个人政治资本的两个翅膀，他要借助这两个强大的翅膀，打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号，践踏着民众的公共意志随心飞翔、任意飞奔，将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牢固地整合在一起，打造着现代版的“朕即国家”的支配模式。在国际事务中，国家成为直接的行动主体和价值主体，但由于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西美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始终掌控着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它可以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而不问其正当性基础为何，它可以随心所欲地退出尚有普遍有效性的制度体系，将本国优先的立意贯彻到反复出现的国际规则的解构—建构—解构的独断专行之中。当普遍有效的国际规则不再对西美国家单独有效时，它就毫不犹豫地解除这些规则；当其他发展中和落后国家无法阻止它的政治霸权时，它们就毫无顾忌地重构新的所谓国际联盟、建构新的国际规则。如果说狭义的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立场和态度，那么全球化情形之下的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业已成为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惆怅与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