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曾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现象；并以劳动产品异化的形式，对消费异化现象进行过揭露和批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力提高带来的产能过剩、商品堆积、贫富分化、经济危机频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消费异化批判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议题。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科技、智能科技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生产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前所未有地得到丰富；相应地，消费异化也达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深度和广度，对人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远甚以往。鉴于此，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现象开展批判性研究，探索扬弃消费异化的具体路径，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及其成因 所谓消费，通常指个人消费，是人们为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行为①。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生产和消费都属于人的基本生命活动，人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在生产和消费的辩证运动中才能得以实现。生产与消费是直接关联、相辅相成的。其中，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和内容，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是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并为生产提供直接的动力。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②消费作为一种旨在满足人的需要的主体性活动，对个人与社会的生存、活动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支撑和强化作用。首先，消费是满足人的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实现途径，与生产活动共同“构筑”了人或主体本身。其次，消费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以日益丰富、不断提升的需要持续推动人的“生成”和发展。最后，消费活动承担着广泛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功能，不断丰富、拓展人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关系，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和人类社会的不断“生成”。 消费虽然是一种旨在满足人的需要的主体性活动，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生异化，变成异己的或敌对的力量反过来制约人。异化即向对立面转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③。在不同时代，异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思想家们曾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劳动的异化概括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这样由表及里、层层深化的过程。“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④卢卡奇揭露了20世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在机械化大生产、精细的分工、严密的科层管理体制中，冰冷的、没有生机的、抽象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物反过来控制了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⑤ 迈入数字时代，随着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在资本、技术等的催化下迅速扩散。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加速社会”概念，认为不断强化的增长逻辑造成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人们被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到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中，造成了人们与过往的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以及社会不断地疏离和异化。目前来看，异化已经从商品生产延伸到价值实现、商品分配和消费环节，扩散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领域⑥。 消费异化是指消费向人的对立面转化，即消费活动转变成异己的或敌对的力量，不仅不受人的支配和控制，反而依照商品的性质控制和奴役人。商品的这种性质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需要、或者说是由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他人(资本所有者)的需要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⑦。他人创造的外在的“需要”成为支配人的异己的力量，使人沉迷于琳琅满目的商品的享受中，逐渐丧失自我，堕入依赖他人的被支配地位。 伴随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也积极地作出相应调整，正在由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化。数字资本主义是以私人占有数字技术、大数据等核心生产资料，并以这些生产资料组织社会化生产作为社会物质条件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形态。相较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尽管在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剥削手法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资本增殖的本性以及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等基本特征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消费(包括数字化产品、服务的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为了在消费领域榨取超额利润，全面占有数字技术、大数据等核心生产资料，资本所有者主要依据以下“两个逻辑”对消费者施以直接的或隐蔽的宰制，致使消费异化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影响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其一，“资本的逻辑”在价值增殖和空间扩张的过程中，将消费者“降格”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增殖是资本的本性和动力，扩张是增值的手段和途径。资本在无休止地积累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必然要求不断进行空间扩张，拓宽价值剥削的范围。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联合数字技术不断打开和创造新的空间域，以缩短商品流通的极限时间，加速利润回报。因此，在宏观上，“平台经济及其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一流公司，正在重组本地和全球范围内创造和获取价值的地理分布”⑨；在微观上，数字资本正通过数字技术对人进行身体解剖、欲望刺激以及情感生产，启示人们以自我消费和自我剥削的方式“开发”生命中潜在的空间。在重构空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联合数字技术打造的数字牢笼全面掌控了消费活动，将消费者仅仅当作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料加以利用和耗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