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2)02-0124-08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重读〈资本论〉》当中明确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指出，《资本论》是一直以来都被全世界“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和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于是，我的结论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1]。当詹姆逊将其结论视为需要解释的悖论的时候，实际上透露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惯常存在的一种误读，即认为在一个以科学形态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马克思失去了他固有的革命话语，特别是在未经马克思自己亲自打磨的《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当中，其所呈现出的不过是对资本生产总过程的推演，此前马克思特别强调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问题似乎淡出了讨论的视域，更无从谈起有关阶级及其斗争的问题。马克思在此更像是一个经济学家，而非革命家，这一判断的形成显然仅仅将对马克思的理解囿于文本的表层逻辑，而未能观照到马克思用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动因以及理论形成的现实革命背景。换言之，激发马克思最初将政治经济学纳入其研究规划的根本动力正是对不同阶级纷争背后的“物质利益”问题[2]的关注，而推动马克思不断深化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动力正在于其总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洪水期到来之前搞清楚问题的时代担当[3]。而对危机的探讨最终不过是为工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探寻革命的契机和可能性条件。在这一意义上，阶级以及革命的问题始终作为一种隐形的线索支撑着马克思展开全部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呈现这一隐形线索，本文将选取马克思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相关文献当中对阶级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节“阶级”残篇的表述方式，彰显早期和晚期马克思思想当中所隐含的、不变的革命旨归。 一、相对工资规律：资本与劳动的零和博弈 对阶级及其斗争的关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上，虽可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当中对于无产阶级的相关讨论，但在马克思展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之前，对于阶级对立与斗争的分析总还未能获得坚实的科学基础。因此马克思在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的讨论还仅仅囿于一种原则高度的逻辑推论[4]，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作为一个既定的现实，成为其逻辑推论的全部出发点而非其结果。这意味着马克思是从德国既有的现实斗争需要出发推出一个为了斗争而存在的阶级，而非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必然带来阶级的对抗及其现实的斗争。而对后一讨论路径的最初展开，源自马克思完成于1847年左右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该书是马克思为当时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讲课整理稿。在其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将对阶级问题的讨论放置到了对经济关系的分析当中：“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5]13-14 在此，围绕资本的诞生与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成为资本与工人之间对峙的根本原因所在。尽管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克思对于资本及其内涵的经济关系还缺乏系统研究，但对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本质却给予明确的认知。马克思指出：“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5]28但这一前提的给出显然需要一个有关于资本概念的本质性规定和深入探讨。马克思在此借助于仍然带有主体性预设的“劳动”概念展开了对资本的解读：“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5]28“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5]29所谓的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我们可以理解为所有的生产资料，比如那些生产所需要的机器以及诸多原材料，毕竟它们的价值也在于能成为人的劳动的对象；而所谓直接的、活的劳动，也就是工人的劳动，它们被直接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中，并在其中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增殖，根本在于“活劳动”的生产产生了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也就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换言之，正是在雇佣劳动者们运用机器，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他的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价值增殖才最终带来了资本的诞生。 在此，马克思通过一个有关于农场主与短工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资本诞生的关节点。农场主买来的短工的劳动作为活劳动不仅在一定时间内弥补了农场主的付出，还开始为他的产品增加新的价值，但由于这种抵消工资的劳动与新增殖的劳动无法区分，导致了资本内在的矛盾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产生了。雇佣劳动者也因此成为自由的被剥削者。他们唯一没有的自由，就是不能自由地选择不被剥削[5]29-30。 而这一增殖逻辑之所以隐含着一种剥削，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附关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5]30，但这种相互依附关系的实质是“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