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3-0041-08 拥有财富是每个社会人的梦想，因为财富既表现个体生命的丰满，又表现个体社会影响力的卓越。但是，究竟什么是财富，人们很难达成一致。因为，个体生命丰满的形式与社会影响卓越的方式因人而异。同时，一个社会的富裕到底是物质的丰裕和无限，抑或货币的积累和增殖？还是时间的充沛和自由，能力的高超和全面？或者说财富的实质究竟是我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建的能力体系、应对能力和物质基础，还是我们以社会政治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支配体系与权力逻辑呢？这些仍然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揭示。就此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从人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视阈、实现劳动自由的实践思维、追求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存在理想等四个面向对财富作出四重区分并进行哲学批判，为我们揭示财富的存在形式，洞穿财富的政治本质，确立实现财富的人类学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是我们真正理解财富、合理创造财富、公平享有财富、自由支配财富的思想基础。 一、使用价值与实物财富 对于财富，人们的一般理解是物的有用性。然而，在资本逻辑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货币、资本逐渐被赋予了支配人命运的神秘力量，产生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财富神秘化与异化形式，遮蔽了财富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首先直接面对了财富的有用性。正是由于马克思理解财富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与阐释财富的理论视角的转换，才真正推进了人们对物质财富有用性的社会历史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人具体的感性确定性才是理解财富的根据。对于财富，如果像旧唯物主义那样，只从物的定在性中去理解，即“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①，就不可能真正深入到财富使用价值的内在规定性本质当中，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到物质财富使用价值本身的社会历史内涵。而一当理解物质财富的理论视角从物转换成人及其活动，其表达形式和具体指向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实现占有和分配的特殊占有制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②也就是说，使用价值是财富存在的基本方式。在马克思这里，物的使用价值，既是人以财富的方式表达的物的自然属性，更是以财富的方式表达的物的社会存在。人作为面向整个世界的存在，需要通过纳入物的有用性来丰富自我的存在形态和内在个性。人的这一社会历史规定性，不仅是人活动的根本逻辑，更是赋予了物质财富独特的内涵，即财富以使用价值的方式对物进行了社会历史的激活，又使人追求财富本身的价值活动具体化。在马克思看来，表现为财富的物的使用价值，既是物的内在规定性的社会展开，又是人的内在需要和尺度的对象化。就前者来说，物质财富之使用价值本质上是物被迫在社会历史的活动中向人敞开，因此，当人注重物质财富的量的时候，表明作为财富的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获得满足。就后者来说，人在社会历史情境下以使用价值量的大小对物的自然属性作出现实判断。这种判定具有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即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存在场域下，对物的使用价值的有无、多寡、好坏等有不同的判断。这显然不是物的自然属性的变化所致，而是人的社会历史的需要所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找到物的各种有用方面构成历史进步的实质部分”。③亦即，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本质就是一个社会历史的、与人的活动和需要直接相关的物的属性。物，作为客观规定性，表达了使用价值行使其功效的客观实在性，凸显了人以社会历史的方式认知这种客观实在性的程度和方式。 土地、工具、牲畜、产品等实物因其具有维系生存与生活的基础性、直接性，而成为传统社会财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并且这些对象物的使用价值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存在方式与人的活动逻辑。以土地为例。在古代社会，个人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自身物质的匮乏、生产能力的不足，难以脱离其他公社成员而独立生存，公社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和关系共同体，是财富所有、支配和使用的单位。而土地作为主体的外在的无机自然，是实体性的客体存在物，扮演着威廉·配第口中“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角色。“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④“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⑤也就是说，最初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为前提和目的的生产，直接指向个体现实的需要和种族延续的需求。而财富(如土地)既是这一生产活动的前提，又是这一活动的结果，它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行动的逻辑，构成了公社或部落身份认同的媒介。 从形态来说，财富最早表现为满足了主体需要之后一定盈余的物质产品。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从起初表现为外在于劳动主体但又从属于劳动主体的物质性的产品，逐渐表现为以个体享受为目的的对他者劳动的支配权。“这里的重点在于分工所引起的变化，它表现在：财富已经不再由本人劳动的产品构成，而由这个产品支配的别人劳动的量构成，也就是由它能够买到的并由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个社会劳动的量构成。其实，这里只包含着交换价值的概念——我的劳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才决定我的财富，因而我的财富是由使我能够支配等量社会劳动的我的劳动产品决定的。”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于金银属于“最不容易直接成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的商品反而最适于代表这一方面：它为交换本身的需要服务”⑧，即由于具有耐久性、便携性、易分割性等特性，金银成为财富的重要物质形态。“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金银的使用专门代表财富、富裕、奢侈，因为它们本身代表一般财富。”⑨换言之，金银逐渐由一般等价物上升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积累)”。⑩这时，金银货币在“职能上超出简单流通的范围”(11)，逐渐从手段变为目的本身。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交换价值物质载体为财富主要形式的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斯蒙第给予了马克思一定的灵感。马克思评论道，西斯蒙第“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12)西斯蒙第明确感觉到，生产与需求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看到若单纯以生产者甚至是非生产者的使用价值耗费作为准绳，生产到了一定时期就会周期性陷入过剩的状态，所以只有使产品从生活所需进一步扩大到奢侈品，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李嘉图“更好地、更明确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并不是为生产者(他不止一次地这样称呼工人)生产财富，因此资产阶级财富的生产完全不是为了‘充裕’而生产，不是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人生产生活必须品和奢侈品，——如果生产只是满足生产者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仅仅是由使用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那么情况本来应当是这样的”。(13)要解决供需矛盾，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面前有四种选择：第一种是视若无睹地掩盖矛盾；第二种是扩大需求；第三种是选择限制生产力适度发展，控制产出及剩余；第四种，彻底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选择的是第一种。“李嘉图在这里是说，财富只是由使用价值构成。他把资产阶级生产变成单纯为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生产，这对于交换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见解。他把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有形式只看成一种不触及这种财富内容的表面的东西。因此他也就否认在危机中爆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因此就产生了他对货币的完全错误的见解。”(14)马尔萨斯选择了第二种，他认为过度储蓄是造成消费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于是企图通过提高地主阶级的消费来增加动力。西斯蒙第选择第三种，通过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回到资本主义低层次的小商品生产的阶段；而马克思则选择第四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