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辩证法是《资本论》的灵魂，《资本论》是辩证法的表征。然而，人们对待《资本论》的辩证法，总是习惯于把“应用”和“构建”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要么通过论证《资本论》“应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否认马克思的辩证法，要么通过论证《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而否认黑格尔辩证法的作用。实际上，《资本论》与辩证法是一种相互拱卫的“双生”关系：辩证法成就了《资本论》，《资本论》也成就了辩证法。归根结底，即《资本论》是“应用”和“构建”辩证法的“革命性”的统一。 一、《资本论》在什么意义上“应用”了辩证法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对它的辩证法问题产生了较多误解和歧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专门指出：关于《资本论》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证明，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参见马克思，2004年a，第19页)与之前的经济学家抛弃辩证法和蒲鲁东等伪装辩证法相比，马克思强调《资本论》第一次尝试“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39页)。比马克思更早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恩格斯也认为，在研究和批判政治经济学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页)。所以说，在“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资本论》首先“应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1.在材料加工方法的意义上 可以说，马克思是在移居巴黎之后，特别是在阅读和编辑了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天才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后，才开始真正研究政治经济学。而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集大成的《资本论》，其第一卷直到1867年9月14日才正式出版，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资本论》之所以“难产”，原因众多，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理由就是马克思为《资本论》收集、摘录和撰写了众多资料、笔记和手稿。仅就《资本论》第一卷而言，就有“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等众多手稿。收集资料不易，整理资料更难，精益求精地、批判地整理资料难上加难。好在马克思找到了整理材料最有效的“工具”——黑格尔的辩证法。早在撰写自己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经济学专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马克思就致信恩格斯：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自己很大的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这一说法，我们可以确信，黑格尔的“逻辑学”——思辨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整理和加工相关材料所应用的最为得力的工具。所以说，《资本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应用”关系。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应用”，决不像蒲鲁东和拉萨尔那样生搬硬套——只是为政治经济学披上辩证法的伪装，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对这种辩证法的伪装进行批评：当拉萨尔把辩证的思维方式当作一般图式来使用，简单地把政治经济学材料归纳到这个一般图式之下时，他不仅误解了合理的辩证法，而且误解和滥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4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辩证法的“应用”，是“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以“批判的方式”进行的自由而灵活的应用：黑格尔无所不包的“辩证法”，被马克思作为一种基本“结构模式”，用于社会矛盾理论和历史演变理论，并且也部分充当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逻辑语言”。(参见伯尔基，第92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应用”，不仅俄国的考夫曼没能理解，德国的朗格也没能理解。为此，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批评朗格完全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更加不懂自己在《资本论》中应用黑格尔辩证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强调朗格根本认识不到其认为的“‘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11页)。所以，马克思对经济材料的整理，决不像经验论者那样只是进行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像形式主义者那样把材料简单地归为某一概念图式，而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深入梳理和建立诸经济学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当马克思这样做的时候，他运用的已经不是“实证知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形式方法”——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了，而是“革命的辩证法”——批判的实证主义了。 2.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统一的意义上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以“反证”的方式引证了俄国学者考夫曼对《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指责和批评。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否定考夫曼的指责——“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2004年a，第20页)，认为考夫曼的批评在无形中歪打正着——恰当地描述了《资本论》的“实际方法”。考夫曼所说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不一致的“错误”，实际上是他自己与朗格犯的错误：既没能理解黑格尔的概念的辩证法，也没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批判的辩证法。对此，马克思有着深刻的体认：由于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所以有必要对这种叙述方式作一纠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1页)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对唯心主义叙述方式造成的假象的纠正和突破，实现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内在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确实是不同的，只有当“研究”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和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被适当地叙述出来，而通过“叙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参见马克思，2004年a，第21-22页)由此可见，虽然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二者又是相互支撑、相互拱卫而内在统一的。《资本论》中这种实现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内在统一的辩证法，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相统一的真正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分析“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的形成演进问题中，就很好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正是这一方法，使《资本论》高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