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的检视与反思(1945-2021)

       [中图分类号]K092；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2)02-0088-16

       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术研究上亦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囿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呈现出与祖国大陆不同的面相。为此，学界曾对台湾历史学中的中国史、台湾史和史学史等研究进行过专题考察①。然而，两岸学者对台湾的世界史研究却缺乏足够的检视与反思。2019年以来，大陆学界陆续对七十年来中国世界史不同领域的进展和学科建设予以总结概述②，但其中未见台湾史学流变的相关影迹。台湾本土学者的自我认知与反思也明显不足③。1997年，杨肃献(Su-Hsien Yang)曾对1950-1995年间台湾“西洋史”研究进行总结。林美香(May-Shine Lin)则在2012年为1950-2009年间台湾的英国史研究撰写专文回顾④。同时，杨肃献还参与了台湾当局“国家科学会人文中心”的“台湾人文学界近数十年来研究成果详细报告——历史学门”的工作，与童长义、王世宗一起完成了“世界史”卷的编纂⑤。不过，这些相关成果不足以反映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动向，且未见学者对1945年来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杨文“特别声明”⑥的基础上，梳理台湾世界史研究七十余年来的变迁脉络、发展概况、总体成就与不足之处，进而将其纳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进路中进行考量。管见所及，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正⑦。

       一 台湾世界史研究的脉络流变

       祖国大陆与台湾的世界史研究一脉相承，共同源于辛亥革命后传入中国的西洋史，其端绪往往被学界上溯至晚清“睁眼看世界”之际⑧。在大陆，严格地说世界史学科建构于1949年，正如齐世荣先生指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四十年间，我国实际上只有外国史(更确切些说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⑨。1949年，当大陆开始建构世界史学科之际，西洋史中的一批学人追随败走的国民党政权南渡台湾。由是，大陆世界史学界对台湾西洋史概念了解不多，有必要对其予以辨析。

       事实上，“西洋史”在台湾语境中的所指几经变动，晚近语义扩张，逐渐和“世界史”指代相近，交替使用。早在1924年，陈衡哲在其所撰《西洋史》中开宗明义道，“本书的范围以‘文化上的欧洲’，及纯粹欧化的美洲为限，故定名曰西洋史”⑩；她对此作进一步解释说，“欧洲历史的范围，比欧洲的地理范围，略为宽广；因为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各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人种上，语言上，都是与欧洲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历史学家，把非洲的北部，和亚洲西方的一小部归入欧洲历史范围之内，做成一个历史上的单位，叫做‘文化的欧洲’(Culture Europe)，以区别于地理的欧洲(Geographical Europe)”(11)。此时，“西洋史”是“文化上的欧洲”历史。这一观点为迁台学人所承袭。1985年，彭小甫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对“西洋史”概念进行过集中的讨论。他认为：“历史上的欧洲则不得以此天然地形(乌拉尔山与里海以西，高加索山与黑海以北的地区)为界限，其范围乃随历史时代而伸缩……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情势下，任何国家不得置身局外，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虽分犹合。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洋史势必涉及大部分世界史，其牵涉范围则因其所讨论的时代而异。就表面观之，‘西洋史’一词，含义暧昧，大则可为‘世界史’‘外国史’的代表词；小则仅指‘欧洲史’或‘欧美史’；就内涵窥之，则此等名词实大同而小异。”(12)这种泛化的西洋史概念得到了台湾主流学界的认可(13)。2003年，童长义、杨肃献和王世宗三人编订《战后台湾的历史研究，1945-2000》，第八册便以“世界史”为题，包含“亚洲史”和“西洋史”两篇。林正珍也将“西洋史”与“世界史”作替换概念使用(14)。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具体的研究领域视之，“西洋史”断然不能同“世界史”等同；然而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台湾语境中的“西洋史”和“世界史”可交替使用。本文主要关注台湾地区世界史作为一个与中国史相对照的学科在过往76年的发展变迁，因此统一作“台湾世界史”展开。

       具体到台湾地区世界史研究的草创，则可以概括为日据文献遗存、迁台学者开拓和本土历史学科的给养等共同形塑的结果(15)。1945年日本战败与台湾回归中国后，日据时代“台北帝国大学”(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台湾大学前身)下设有“西洋史学、史学地理学讲座”(16)，其遗存的文献成为此后台湾大学西洋史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在1949年一批渡海迁台的颇有声望之史学学者中，沈刚伯、刘崇、徐子明、张贵永、高亚伟等专长于西洋史，他们构成了台湾早期世界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奠基者(17)。除此之外，台湾历史学的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世界史研究的进路。1949年后，中国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台湾史学研究的主流，迄今仍然如此。傅斯年、姚从吾、李济和董作宾等“史料学派”的代表迁台，在“史学本是史料学”(18)的号召下，台湾的世界史学科得以借此落地生根。

       七十余年来，台湾世界史发展历程引人注目。在此，有必要对学界已有的分期作简要回顾。杜正胜、王晴佳和彭明辉等学者大都将台湾的历史学划分为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史料学派”和传统史学主导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87年西方学界辐射台湾史学研究与1990年后台湾史兴起这三个阶段(19)。这类分期基本上舍弃了对世界史的观照。而台湾的世界史学者迄今未见相关讨论，唯有杨肃献曾将1967年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建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界的代际交替和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学生和学者赴海外研习西洋史等作为台湾世界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做出分期(20)。事实上，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的研究既与台湾整体历史学发展趋势相绾合，又有自身独特的学术走向。根据台湾本土专业系所的历史、学者代际传承、世界史教学、专业刊物、论著成果(以论文为主体)以及影响学术的政治形势，可以将七十多年来台湾世界史研究，大致分为1945-1969年、1970-1989年和1990年至今这三个时期。

       1945-1969年间，台湾的世界史在日寇溃败、国民党退守后，依托撤离大陆的学者得以草创。这一时期，台湾的世界史相当孱弱，加之当局实施“戒严”束缚学术的自由发展，西洋史研究自然深受波及。首先，能够开设课程的院校稀少、师资严重不足。台湾世界史研究领域占据主体地位的12个院所(21)，在1949-1954年间大半尚未复校或成立，唯有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家独大。随着辅仁大学等一批高校在60年代纷纷复校建立历史系，情况方才好转。其次，学者多将西洋史教学作为兼职，主要精力在于教学而少著述。这可从沈刚伯和王任光两学者得窥一斑。沈刚伯可谓中国埃及学研究第一人，1924接受政府资助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研读埃及学、英国史和宪政史。他专注于教学传授而鲜有学术著述，辑录于其身后的文集有“历史”“哲学与文学”“教育”“世局”和“记事”等五种主题，文章115篇；而在同文史相关的49篇文字中，4篇为西洋史、6篇涉及中西比较，西洋史居于其中的位次可见一斑(22)。沈氏当然并非个例，其经历和旨趣当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洋史教学与研究在台湾的缩影。曾执教台湾大学、主导辅仁大学西洋史学科的王任光亦是如此(23)。此外，此阶段的台湾世界史学术论著以翻译为主，罕见独力产出。王任光就曾感叹：“大学里有关西洋史方面图书和学报的缺乏，学术论文之少见，都显示我们对西洋史研究的忽视。”同时，日本学者所写的“罗马帝国”被台湾学者翻译，更令他“惭愧”，有颇受挑战之感(24)。这无疑是1970年前台湾世界史学科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