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61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04-0131-11 1902年9月26日，澳大利亚著名气象学家克莱门特·弗拉格(Clement Wragge，1852-1922)指挥六支斯泰克漩涡炮(Stiger Vortex Gun)，在昆士兰州内陆小城沙勒维尔(Charleville)进行了一场失败的造雨试验。①作为“澳大利亚最多姿多彩也最具争议的气象学家”，②弗拉格并非气象学科班出身，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气象学界都很有声望：曾获苏格兰气象学会金奖，还在1886年牵头创办了澳大利亚气象学会。③在弗拉格去世之后，其人其事作为专题被载入英帝国气象学史。④弗拉格本人就是气象学知识跨国流动的缩影：他曾辗转英格兰、苏格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建立气象站并收集数据，是世界上最早发布跨殖民地气象报告、用神话人物命名热带气旋的专家，并在1887-1902年间担任昆士兰官聘气象学家。⑤不仅如此，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后气象科学制度化建设过程中，他也赢得了澳大利亚民众的认可，“在联邦成立前后的关键年份中强化了气象学在公众当中的印象”。⑥ 尽管弗拉格生平不凡，但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撰述中，他主持的这场失败的试验及其历史意义逐渐被轻视。研究者往往只关注试验的戏剧性以及对弗拉格作为知名科学家声誉的损害，将之视为孤立的地方性事件。⑦然而，最近的全球环境史研究对弗拉格试验赋予了新旨趣，它被视为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借助舶来知识改造自然的一个缩影。⑧而在“环治国家”(environmental-management state)概念的讨论中，“生产、提供、传播关乎自然与资源的知识”是国家环境治理决策的重要前提。⑨对此，弗拉格造雨试验特别呈现出这一特征：跨国流播的知识将具有共同环境治理需求的国家和人群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如此，这一事件开启了澳大利亚不断尝试干预自然降水的勃勃雄心。以弗拉格在沙勒维尔的试验为起点，经过不断努力，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47年实现了全世界第一次成功的人工降雨。⑩因此，这次试验不只是科学史意义上“天气改造”(weather modification)的应用问题，更关系到19世纪末的“新欧洲”殖民地如何理解并规训陌生自然环境的根本立场。(11)换言之，试验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而非单纯的科学事件。结合以上两点，从环境史家唐纳德·休斯“历史的、科学的方法”(12)出发，探究弗拉格造雨试验这一代表性事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环境治理的观念与路径。 本文尝试利用澳大利亚、美国及新西兰等多边材料说明，弗拉格造雨试验是澳大利亚社会有意识地利用全球科学知识进行干旱治理的典型案例。其中，澳大利亚社会对“造雨”的热情，揭示出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前后社会发展与环境制约因素间的深刻矛盾。不断整合利用全球科学知识纾解旱灾困境却屡遭挫折，则反映出澳大利亚移民社会坚信通过理性和科学能够彻底掌控自然，却终究不能打破自然规律的天花板。正因如此，弗拉格造雨试验这类看似尊重本地特点而精心培育的环境治理实践无论在技术上是否成立，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干旱。 一、“联邦干旱”与造雨设备的引进 在澳大利亚这个干旱频发的国度，1895-1903年漫长的“联邦干旱”(Federation Drought)尤其备受关注，因为它是1788年以来澳大利亚涉灾范围最广、灾情最严重的旱灾。(13)澳大利亚官方将其定为最高级别的“最具破坏性的”干旱，环境史家则称之为“干旱之王”。(14)“联邦干旱”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从18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复苏，也构成了1889-1909年澳大利亚经济低迷阶段历史叙事的重要内容。(15)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活跃影响，“联邦干旱”在1901-1903年达到顶峰，澳大利亚50％的羊和40％的牛严重受灾。(16)对降雨的渴望逐渐演变成强烈的社会焦虑，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政府纷纷发布祈求降雨的公告。(17)旱灾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一种亟需克服却又难以克服的生存挑战，而对雨的渴望则成为时代的集体记忆。(18)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移民社会又洋溢着已全面适应澳洲荒野(bush)的乐观情绪，其主流的民族主义历史与文化叙述由“征服自然”转向“利用自然”。(19)一方面苦于干旱，另一方面又坚信自己能够直面这些问题，这种悖论式的心态在“联邦干旱”期间促成了包括造雨雄心在内的多样化干旱治理实践。 长久以来，澳大利亚科学界人士一直不断寻求治理干旱的良策。1896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气象学大会上，作为澳大利亚代表的弗拉格就提出了“如何长期预测澳大利亚天气”等问题，大会主席明确表示无法回答。(20)弗拉格的困惑反映了当时澳大利亚社会对所处气候和环境的强烈不安，进而“对未来的繁荣和生存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感”。(21)这种不确定感被“联邦干旱”不断放大，演变成应对干旱的科学危机。事实证明，仅靠澳大利亚本土经验难以解决上述危机。新南威尔士官聘天文学家罗素(H.C.Russell)曾根据土著经验预测1897至1898年将风调雨顺，结果迎来的却是热浪、干旱和森林大火。(22)自此，澳大利亚精英被迫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寻求干旱治理的良方。澳大利亚灌溉事业的先驱、三度出任联邦总理的阿尔弗雷德·迪肯(Alfred Deakin)多次考察世界上其他干旱地区，致力于将水资源保育和灌溉理念引入澳大利亚，并在“联邦干旱”期间引起社会关注。(23)与此同时，像弗拉格这样对澳大利亚气候深感忧虑的气象学家开始尝试造雨。早在1892年，昆士兰皮克当斯(Peak Downs)就有人恳请弗拉格进行造雨试验，弗拉格的答复是目前条件不可行，但不排除以后视情况进行尝试。(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