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城邦研究领域，疆域秩序这一议题长期未得到学者足够重视。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说过，“关于城邦的组织，疆域既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被忽视的要素”。①有学者注意到，现有的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地图，通常只是用黑点标出不同城邦，不会像当代地图一样清晰标注政治体的疆界，这使读图的人天然认为古希腊存在众多彼此孤立的城池。②此外，地图上古希腊城邦的很多域外领土，还会被制图人忽略。像雅典除在阿提卡地区有领土外，还有一些公民长期驻扎居住地，如爱利特里亚(Eretria)、莱姆诺斯(Lemnos)、依姆洛斯(Imbros)等，③但这些地方出现在地图上时，通常看不出与雅典有何关联。 疆域议题之所以被忽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材料缺失。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存世文献，判定古风和古典希腊城邦的具体疆域非常困难。从城邦疆域结构看，城邦除作为枢纽的城镇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定居点，如乡村和郊野等，后者在数量和范围上远超城镇；从长时段看，除雅典和斯巴达外，古希腊城邦小而多，且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很大，增加了确定城邦疆域的难度。二是人们对希腊城邦的性质理解有异。很多学者认为希腊城邦与现代国家有很大不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界定，疆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一环。④与之相对，古希腊史研究者不会首先强调疆域对城邦性质的意义，而是更关注人。布朗大学教授拉夫劳勃指出，“城邦是可移动的，比如福西亚人(Phocaeans)、雅典人在遭遇波斯人的威胁时，与无数其他城邦的人一样，可通过迁移或躲避战乱而在新移居地重新建立城邦”。⑤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威胁希腊联军，如果不立即开始与波斯大军的海战，雅典人将放弃被波斯占领的雅典城，将舰队开往意大利南部；⑥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在西西里鼓舞士气时更直接表示，“构成城邦的是人，而非城墙或空战船”。⑦这也印证了古代文献更关注人这一记述原则，如在修昔底德笔下，永远是雅典人和拉凯戴孟人开战，而非雅典和斯巴达开战。 不止于此，希腊城邦对人的强调实际上聚焦于公民群体，因为城邦居住着各种身份的人，而并非所有人都有公民权，只有享有完备公民权的人才能获得和使用城邦的土地。晏绍祥在解释城邦的特点时强调，“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⑧丹麦学者汉森指出，古希腊城邦本质上是“公民—国家”(polis as a Citizen-State)。公民群体界定了城邦的性质，城邦中虽然存在其他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⑨对城邦的这一理解并非当代学者的发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已将城邦界定为公民共同体了。⑩如果对希腊城邦性质的这一判定成立，那么公民身份对城邦来说就是首要的，疆域等外在因素是次要的。对此，汉森总结道，“对于古代民主城邦中的公民来说，城邦诸要素的优先顺序是公民群体、政治组织，最后才是疆域”。(11) 尽管疆域不是当前城邦研究的重心，但不能因此认为疆域不具有研究价值。事实上，古代人有关疆域的讨论并不少见，而且对疆域的认识还非常丰富，比如他们认为城邦的可移动性并不意味着移动后城邦疆域的重要性降低；对农业社会来说，疆域是自足生活的重要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将疆域、宗教和城邦的兴起做融合研究，力图呈现更为复杂的城邦秩序图景，如法国学者德·波利尼亚克提出，城邦成员通过宗教生活组织起来，且都依附于同样的疆域基础生活。(12)本文着眼于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的城邦疆域，重点探究城邦疆域的构成、边界及其反映的权力秩序。第一部分讨论城邦疆域的构成，厘清城镇与乡村等重要概念；第二部分讨论城邦疆域的边界，探讨城邦的规模，辨析与边界相关的关键要素，呈现疆域边界的复杂性；第三部分聚焦城邦疆域与权力秩序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对斯巴达和雅典疆域情况的分析，探究城邦外部疆域及其背后的权力秩序。 一、城邦疆域的构成 城邦疆域概念的确定，离不开对“城邦”和“疆域”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在希腊古风、古典时代，城邦的意涵以及空间范围处于不断演进之中，呈现多样发展态势。修昔底德在讨论早期雅典城邦演变时，部分揭示出城邦疆域的复杂性。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早期雅典作过简要描述，特别提到雅典城邦及其疆域的变化： 古时候，今日的卫城(acropolis)，加上其周围的地区，尤其是往南的地方，就是雅典城邦(polis)。证据如下：卫城上除了雅典娜的庙还有其他神的庙，卫城之外的神庙多建在卫城南面的区域，即奥林波斯的宙斯的庙、阿波罗的庙、大地女神的庙、沼泽区的狄俄尼索斯的庙……由于古时候人们居住在卫城上，所以直到今天雅典人还将她称为“城邦”(polis)。因此，雅典人长期在乡村(chora)里过着独立自治的生活。尽管他们统一为一个城邦了，但是早期的雅典人和他们的后裔直到这场战争前，仍然普遍依旧习和全家人住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13) 根据这段记述，雅典城邦及其疆域范围经历了长期演变，涉及几个关键地理范畴。最初的城邦(polis)基本从卫城(acropolis)发端，卫城既是定居点，也是宗教空间。不仅如此，宗教建筑还成为疆域范围的判定依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卫城是自青铜时代以降雅典地区的核心区域，甚至和迈锡尼时代的宫殿区高度重叠。(14) 卫城并非雅典独有，“acro-polis”本意为“高城”(高处的或最高的城)，也见于其他很多城邦，如阿尔戈斯、忒拜、科林斯等。(15)如果说卫城代表了部分城邦早期疆域的发端，那么随着城邦在希腊世界大规模兴起，城邦疆域从卫城开始进一步扩大。就修昔底德的描述看，当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统一为雅典城之后，一部分人生活在城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乡村。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生活在雅典城内的人并未生活在卫城之内，而是生活在“asty”(城镇)之中，至少近一半雅典人生活在“chora”(乡村)中。(16)学者通常将城镇和乡村作为古希腊城邦的标配，认为这是适用于绝大多数城邦的疆域模式。(17)而要理解这一模式，首先需要澄清“asty”和“chora”的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