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组织身份变革

      组织身份是“作为组织，我们是谁？”的回答（Albert and Whetten，1985），定义了“组织是什么、做什么以及要成为什么”（Gioia et al.，2013b；He and Brown，2013），是组织及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理解组织活动的基础（Brickson，2005；Navis and Glynn，2011），与组织合法性、声誉密切相关（Brown et al.，2006；King and Whetten，2008；Stigliani and Elsbach，2018）。组织身份一般体现在组织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上（王利平、何金露，2019），根植于组织流程、惯例及知识当中（Nag et al.，2007），与组织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Ravasi et al.，2019）。组织在进行流程再造、业务重组、拓展新业务以及并购等战略变革时，都必须适当地进行组织身份管理以帮助组织成员及其外部利益相关者重新理解该组织（Clark et al.，2010；Phillips et al.，2013；Graebner et al.，2017；Ravasi et al.，2017），否则变革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甚至是以失败告终（Reger et al.，1994；Bouchikhi and Kimberly，2003；Tripsas，2009；杨勃等，2016）。换句话说，在动荡时代下，组织身份变革已成为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冯海龙等，2021）。

      目前，关于组织身份变革的研究主要有3类：一是感知到外部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认识或评价存在偏差甚至是误解而诱发的组织身份重塑（Dutton and Dukerich，1991；Ravasi and Schultz，2006；Zavyalova et al.，2017）；二是由组织并购、剥离、业务调整等战略活动引发的组织内外部身份危机，如身份模糊、身份缺失以及不同群体间身份不对等推动着组织身份整合与变革（Corley and Gioia，2004；Clark et al.，2010；魏江、杨洋，2018；杨勃，2019）；三是由宏观制度环境变化引发的组织身份威胁所驱动的组织身份变革（He and Baruch，2009）。总体来说，学者们对前两类组织身份变革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从话语层面、行为层面以及认知层面解析组织身份变革过程，为组织实施身份变革提供策略（Gioia et al.，2013b；杨勃、许晖，2020）。但这些研究所关注的组织身份转变范围相对较窄，研究对象以商业性组织或企业为主，组织身份的转变多围绕企业的技术、产品及市场等方面进行新旧标签更替、整合以及含义构建，研究对象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类别范畴上少有根本性的转变。比如联想公司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后用“卓越的个人电脑公司”身份标签替换原先“低端的个人电脑公司”标签，其“企业”的社会身份属性并未发生改变（杜晓君等，2015）。

      学者们对宏观制度环境变迁下组织身份变革的探索较为缺乏。在宏观制度变迁情境下，组织面临的身份威胁往往是根本性的，组织身份的变革范围很可能需要跨越不同社会类别范畴，比如从“国家单位”变成“国有企业”（Raynard et al.，2020）甚至是“私有企业”（de Holan and Phillips，2002）。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组织身份的转变不仅涉及组织自身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变化（杜晓君等，2015），组织还需要适应宏观制度环境变化产生的新角色或新的社会功能（Nee，1992；Nee and Matthews，1996；Newman，2000）。组织如何进行身份重塑，既取决于组织本身的意义建构过程，又取决于宏观制度特征（Jing and Benner，2016；苏芳、毛基业，2019），组织身份变革将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然而，我们对这种情境下组织实现身份变革的过程、模式与策略了解甚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组织在形式上进行了从“国家单位”到“企业”的变更，却无法在“企业”的新社会身份下重塑组织身份，最终出现转型失败、破产、被收购甚至是解散等。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深化阶段，尤其是军工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已正式启动，深入调查制度转型下的组织身份变革路径与实施策略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针对上述理论缺口，本研究将在我国宏观科技体制改革的情境下，探讨“科研院所”的身份变革问题。具体而言，采用单案例研究设计，以A组织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1964年成立至2020年期间的组织身份变革过程，并归纳和提炼组织身份变革方式、路径及实现机制。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大国防项目工程的配套单位，A组织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顺利实现了从“科研院所”到“科技企业”的华丽转身并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深入调查和归纳该组织身份变革的成功经验，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组织身份变革的理解，还可以为我国当前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问题提供新的洞见。

      二、文献回顾

      （一）组织身份的概念与层级

      组织身份是组织对“自我”的定义，它回答了“作为组织，我们是谁？”这一本质问题（Albert and Whetten，1985）。组织身份的描述分为身份标签（Label）和含义（Meaning）两个层面（Corley and Gioia，2004）。身份标签是对“我们是谁”的一个统括性回答，例如“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含义是指身份标签背后的意义或解释，指导组织与组织成员的行为与活动。例如“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这一身份标签的含义包括，该组织的核心目标是盈利，企业技术含量较高、重视技术与创新等。也就是说，在内容上，组织身份定义了组织“是什么、做什么以及要成为什么”（Gioia et al.，2013b；He and Brown，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