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2)02-0106-11 16世纪的明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了显著而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阳明心学既是宋代新儒学运动的一种延续和拓展，同时又与朱子理学形成思想竞争之势，在明代社会知识界引发了种种思想激荡的涟漪。 然而，随着后阳明学时代的到来，经明清思想转型而逐渐形成了一股学术新思潮。这股思潮由理学、心学乃至气学等多重思想合力推动，主要表现为对广义宋明理学的反思与批判，更有一批严肃的儒者试图通过“回归原典”的方法重新审视儒家经典的知识系统。特别是儒家人性论乃至孟子性善说也遭遇了来自理学阵营内部的反驳以及基于文字训诂学的犹如“眼中挑刺”一般的严格检视。及至乾嘉时期，考据学家竟不约而同地就人性问题表达了重要关注。例如，清初思想家陈确(1604-1677)著有《性解》上下两篇，颜元(1635-1704)《四存编》首篇就是《存性编》，清代中期相继有戴震(1724-1777)《原善》三卷(后拓展成《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同门程瑶田(1725-1814)《述性》四篇、戴震的崇拜者焦循(1763-1820)《性善解》五篇、焦循友人孙星衍(1753-1818)《原性篇》等。这些名异实同的以人性问题为主要关切的论著在反理学及经学考据的学术氛围中纷纷出现，不仅意味着儒家人性论仍有理论转化以及思想拓展的空间，而且促使我们反思：在明清思想转型的学术氛围中，人性问题何以受到重新关注？这批著作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理学(广义上亦含心学)的哲学基础将被颠覆？而当理学走到了尽头，儒学将迎来怎样的思想转机？ 人性问题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项主要议题，也是中国哲学向来关注的主题之一[1]。其中，孟子的性善说无疑是儒家人性论的最高典范。然而人性何以必然为善，自宋代理学提出“性即理”命题后，才获得理本体意义上的证明。这一理论证明需借助“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这对概念的预设，并要同时解决“论性不论气不备”与“论气不论性不明”[2](81)等一系列问题。不过，理学有关性善证明的总体理路是清楚的，可用程颐的话来概括：尽管“性字不可一概论”，但“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2](313)。朱子更明确地指出：“孟子说‘性善’，便都是说理善。”[3](2425)质言之，这是由理善证性善。这一性善证明建立在“性即理”的预设下，由于理本体在价值上必然为善，故人性为善也就不证自明。可以说，这几乎是宋明理学家的共识。对于这一理学共识，在明清思想转型之际却开始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对理学而言，在由理善证性善的同时，人性之恶的问题也须从正面作出理论回应。朱子认为，张载及二程提出的“气质之性”概念解答了人性恶的来源问题，认为人性之所以有恶，其故在于人性中有一种可善可恶的气质，气之清浊等内在要素决定了人性善恶的走向。为克服气质之性向恶的方面下坠堕落，有必要做一番“变化气质”的实践努力，以改变气质中的不善部分，最终就可实现“复性”(恢复善之本性)的目标。故改变气质说成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共法，它与“性即理”一样，不仅是朱子理学而且也是阳明心学的基本立场。 但是，“性”不是一个单纯的类概念。从哲学上说，人物之性必有共同的来源，这一来源不能仅诉诸抽象之理，也根源于具体之气。依朱子，前者是“生物之本”，后者是“生物之具”[4](2755)。归结而言，理与气构成共属一体的宇宙存在的基本要素，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事物均无法摆脱既有理又有气的存在事实。既然如此，那么人物之性在实存意义上，就内在地存在气的要素。阳明学面对气的问题，其思考显示出与朱子学的观点视角或同异交错或迥然有别的特色。王阳明在认同“性即理”的同时，也有“性即气”“气即性”等命题，甚至对告子“生之谓性”说表示认同，指出：“‘生之谓性’，‘生’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5](258)又说：“气亦性也，性亦气也。”①这些观点引起后人对气质与天性、气质与道德、德性良知的基础是否需诉诸气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并逐渐酿成了晚明时期重估告子“生之谓性”说、孟子“形色天性”说的一股思想风气，而随着这股风气的逐渐蔓延和扩散，甚至出现了情善说、气善说等对儒家性善传统构成理论冲击的新观念。[6] 举例来说，阳明后学的一位代表人物邹守益(1491-1562)曾指出： 天性与气质，更无二件。人此身都是气质用事，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气质。天性从此处流行。先师(王阳明)有曰：“恻隐之心，气质之性也。”正与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谓浩然之气塞天地、配道义，气质与天性一滚出来，如何说得“论性不论气”？后儒说两件，反更不明。除却气质，何处求天地之性？[7](490) 邹守益根据阳明和孟子的观点，推出“天性与气质，更无二件”的结论，以此认定朱子判孟子“论性不论气”的说法不成立，因为天性有赖于气质才得以“流行”，若无气质则根本无从展现“天地之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