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1)06-0197-09 袁世凯作为戊戌政变当事人之一，其所写的《戊戌纪略》(又被称为《戊戌日记》)是研究戊戌政变史的第一手资料。厘清《戊戌纪略》刊布、流传过程不仅本身即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戊戌纪略》写作时间的问题。罗家伦、刘凤翰对于《戊戌纪略》版本源流进行了探讨，并对《戊戌纪略》的写作时间作出了判断。罗家伦推断《戊戌纪略》为宣统元年补作。[1]刘凤翰认为《戊戌纪略》写于戊戌年。[2] 罗家伦见过的《戊戌纪略》源自《申报》排印版本。而除了《申报》刊本外，刘凤翰还见到了另外一种《戊戌纪略》版本。刘凤翰没有亲眼见过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戊戌纪略》。他误以为袁世凯的《戊戌纪略》最早由翰墨林印书局于1909年印行。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发现了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戊戌纪略》，用实物证明南通翰墨林的《戊戌纪略》印行于1925年，并非1909年。[3]然而《戊戌纪略》的版本源流问题并未完全厘清。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戊戌纪略》是否为最早的刊本?还有没有可能找到更早、更多的抄本、刊本甚至稿本呢?经过多年查找，笔者迄今陆续发现了《戊戌纪略》的一种回忆版本、一种转述版本、两种抄本和多种排印版本(包括一种稿本的排印本)。笔者所见《戊戌纪略》版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罗家伦和刘凤翰所见过的版本。本文将系统梳理《戊戌纪略》诸多版本的源流关系并对《戊戌纪略》的写作时间问题加以进一步讨论。 一、《戊戌纪略》的源头及流向 笔者见过的《戊戌纪略》除了两种版本外①，都可以确定其源头是袁世凯家藏的《戊戌纪略》。袁世凯家藏《戊戌纪略》通过下述相互独立的四条途径从袁家流向社会。 (一)《戊戌纪略》回忆版：袁克文《戊戌定变记》 1921年3月，上海《晶报》主人余大雄得见一份被误称为《戊戌纪略》的文件，将其交给袁世凯次子、时任《晶报》主笔的袁克文(字寒云)辨别真伪。袁克文认为这份所谓的《戊戌纪略》全是空论，没有记述事实，与他曾抄录的《戊戌纪略》内容不同。于是，他回忆自己曾看过的《戊戌纪略》，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写成《戊戌定变记》一文，刊发于《晶报》，全文如下： 戊戌定变记 寒云 戊戌之变，外间无由窥其真。党徒记述，则自饰非信。先是，使京侦者返报云：“康有为梁启超辈，内挟天子，而间慈宫，号云变法，施其宄图。”盖景帝童騃，但知挝鼓为乐耳。天下大计，本非所晓，况入有为等之侫言，遂不觉自堕术中。外则结纳新进，援引私好，排除异己，屏斥老成。以此觇之，其包藏叵测可知矣。时慈宫归政，不问朝事，居颐和园，放乐山水。先公正忧之，忽拜候补侍郎之命。闻为有为疏荐，益深煌虑。一日，报谭嗣同衔密诏至。先公亟延入。嗣同请屏侍仆，合门，自怀出一纸，皇皇朱谕也。中谓慈宫与直督荣禄误国，命先公率兵，先至天津，斩荣禄。后入都，围颐和园，废慈宫而幽之。即以先公任直督。先公捧诵沉吟间，嗣同忽出手枪，指先公曰：“公从，则富贵不可喻，否则流血五步之内。”先公笑曰：“君胡相戏耶?厥定大计，且有上命，某焉敢违?君先返命，某部署立至。”嗣同改容谢曰：“同以王事，未敢苟疎。特以试公。亦知公忠勇，必无异议，请恕愚昧。今内事已无虑，专赖公发于外耳。”先公曰：“比阅邸抄，有斥长素之诏，且令出京，何耶?”嗣同曰：“此康公自拟者也。意恐居京，转不利大事，故暂走避天津。下此诏者，掩后党耳目，使不疑有变，事定即归，非帝意也。”先公已心知有为谲策。盖成则居功，败则祸人耳。嗣同既去，先公轻车简从，犯夜而驰，自小站达天津七十余里，方曙即至。立谒荣禄，谓有机密，须密晤。禄即延先公入。先公请退左右，出诏授禄。禄读竟，汗颜失色，伏地待罪。先公亟扶起，曰：“公勿如此，某若遵此诏而行，今即不来密告矣。公一人生死事小，国政与太后事大。奸宄逞谋，妄托圣意，此岂真帝旨耶?公胡不辩哉?”禄再详审，恍然曰：“非帝书也。然将奈何?”先公曰：“公持此诏，立赴颐和园叩阍，陈于太后前。太后如令遵旨，公即归待罪。太后曰否，必有睿断，勿劳小臣虑也。祖制，太后不临朝，百官例不得直请觐诣。今太后于归政后，有内外大臣，遇有大事，可直诣颐和园叩请训示之诏。公往叩觐，无违于制也。太后圣明，赖有此诏，否则不堪设想矣。”禄曰：“善。公返小站，候我音告。”先公辞归。禄即密行入都，直赴颐和园。慈宫闻有大事，立召禄。禄入，跪上帝诏。慈宫阅竟，从容顾禄曰：“汝速返任所，予自有处置。”禄退出，慈宫即传旨返跸。夕抵禁宫。帝闻慈宫至，亟出跪迎。慈宫顾帝曰：“好!好!”即下诏，仍垂帘亲政，放帝于瀛台。复敕九门提督，严缉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党徒。时启超久已南下。有为则避处大沽口夷舶中，以观成败。闻讯亦遁矣。惟诛有为弟广仁及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人于菜市口。此六人，除广仁外，皆慨愤衰弊，亟欲自见。遂惑于有为之煽诱，而实未察其隐谋。心则忠贞，行亦挺特。惜少年未历事故，所遇非人，致杀其身。哀哉!若有为者，既陷君于不孝，复祸君而远引。坐使手足朋好，沦于刑钺。己则思安享其功，独逃其祸。诚善自谋，其如几希于禽兽何?[4] “戊戌之变，外间无由窥其真。党徒记述，则自饰非信”一句中的“党徒”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一句是袁克文回忆《戊戌纪略》的引语。“禄即密行入都，直赴颐和园……惟诛有为弟广仁及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人于菜市口”一段话是袁克文根据后来发生的史实，加上自己的演绎，对政变过程所作的补叙。“此六人，除广仁外……其如几希于禽兽何”一段是袁克文对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评价。从“先是，使京侦者返报云”到“先公辞归”，是对袁世凯《戊戌纪略》内容的回忆，其篇幅相当于《戊戌纪略》的1/4。 谭嗣同携带光绪皇帝密谕夜访袁世凯，要袁杀禄围园。袁向荣禄告密，荣禄赴京向太后告密。这是袁世凯涉身戊戌政变最关键的情节。对此，《戊戌定变记》与《戊戌纪略》两者所记大致吻合，只是在细节上存在很多差异。 《戊戌定变记》有与《戊戌纪略》完全歧异的记述。比如，谭嗣同访袁地点，《戊戌定变记》称谭嗣同访袁地点在天津小站，而《戊戌纪略》记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地点是北京法华寺。②《戊戌定变记》有袁世凯与谭嗣同讨论“令”康有为“出京”之诏书的描述。《戊戌纪略》完全无此记述。另外，二者引述光绪密诏内容不同。 《戊戌定变记》与《戊戌纪略》某些记述略有差异。《戊戌定变记》说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的是朱谕，而《戊戌纪略》说是墨谕。谭嗣同提出的对于慈禧太后的处置办法，《戊戌定变记》记述是“废慈宫而幽之”；而《戊戌纪略》则是谭另觅人“除此老朽”。 总之，《戊戌定变记》作为《戊戌纪略》的回忆版，所记关键情节与《戊戌纪略》大体相同，若干细节描述与之存在歧异。《戊戌定变记》作为袁克文多年后对《戊戌纪略》内容的回忆，与《戊戌纪略》有所歧异是难以避免的。袁克文作为袁世凯儿子，叙事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称颂袁世凯，谩骂维新派人士。这也是《戊戌定变记》与《戊戌纪略》产生歧异的原因之一。 (二)《戊戌纪略》转述版：郑逸梅《政变轶闻》 著名报人郑逸梅谈起袁世凯《戊戌纪略》说： 据我所知，袁氏确有这篇《戊戌纪略》，藏在他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中，从没有在哪里发表过。记得在民国十年左右，我的内兄周梵生，在袁家当西席，教袁寒云的儿子伯崇、叔骝等读书。梵生那时已看到这篇《纪略》，录副寄给我一阅。当时我在吴中，和赵眠云同辑《清闲月刊》，便拟把它作为史料揭载。为郑重起见，先请梵生征得袁家同意。不料袁家认为不宜发表，只得作罢。隔了一年，那位曾充袁氏幕府的林屋山人步章五，在上海办《大报》(小型报的一种)，他就毅然把这《纪略》公开刊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