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安吉力(James B.Angell)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需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敦促美国学界推进中国历史研究，以增进对中国现实的理解。①实际上，包括安吉力在内的近代来华西人不仅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揭示了历史之于中国的重要性，还在接下来的书写实践中将中国历史从一种常识性的知识认知发展到一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学术界虽然对这一重要题材有所关注，然而所取得的成果或集中于某一时段和特定主题②，或散见于一些海外汉学史成果③，缺乏长时段考察和综合研究。为此，本文意在探讨来华西人在近代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内容建构及其路径变迁，并由此揭示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近代英语世界的生成过程。 一、历史作为“打开中国”的信息准备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殷切盼望及早打开中国的大门，以便推行自由贸易或福音传播。外国商团希望在“自由贸易的庇护下”，对华贸易“将继续扩大，直至巅峰”④；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则把中国视为“最后的堡垒”，声称“经由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很快将把中国从撒旦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为把福音传给中国宁可赴死，也不愿在前线静候”。⑤要想叩开中国大门，顺利推进各项事业，对于中国的了解自然成为应有之义。在当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人们纷纷渴望获得关于中华帝国商业、政治和宗教等领域的准确信息”。⑥ 在诸多要素之中，中国历史因起源古远、史事接续而进入西人的视野。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所载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华帝国——它的古代无与伦比，其面积和资源也几乎无可匹敌——现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⑦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838年也说，中国在“起源的古老性”以及“领土的广度、人口的数量和文明的进步”等方面，“我们发现她比其他未受福音的国家都要优越，地位也要突出，她是最伟大的异教国家”。⑧ 然而，这种建基于现实利益之上对中国历史的知识需求，在近代来华西人看来还有着较大的认知空缺。英国外交官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曾利用伦敦国王学院“东方图书馆(Oriental Library)”藏书，统计了1836年其英文《中国人》一书刊行之前西方社会所出版的69部中国研究著述。⑨根据德庇时所列书目，近代西人获得中国历史知识大致有两个渠道：一是耶稣会士在明清时期的知识积累，如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的《大中国志》和安文思(Gabreil Magaillans)的《中国新史》等⑩；二是西人游记所蕴藏的中国史地知识，如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团使华，其随行人员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和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撰写的三部出使纪行。(11)然而，在近代早期的来华西人看来，这些著述对于中国历史虽有涉及却存有各种不足：埃利斯和阿裨尔的作品虽然含有“一些重要的信息”，但在整体质量上鲜有出彩之处；小斯当东的出使日志只是当时最好的“游记”；耶稣会士的研究尽管以中国历史为主题，然而提供的只是些“细致性”的史料，或是在内容上尽是些“曲笔之辞”。(12)故而有人得出结论说，“大量成果现在变得陈旧落后。而且，对于诸多不熟悉中国的读者来说，很难将真实的声音和有用的知识从歪曲的偏见和掩藏的谬理中剥离出来”。(13) 至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中国史学，近代西人亦认为不仅难言完善，且诟病颇多。如有人批评中国传记史学“仅载传主的生卒年月、个人经历、所居官职”，可谓是“只见骨骼”“未有血肉”。(14)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应担负书写中国历史的责任：“这里资料丰富，但需要一个毫无偏见且精通中国礼仪和语言的人做出恰适的遴选和编排。”而且要使历史显得有血有肉，在撰述中不仅要抱持批判精神、叙事凝重简练，还要求真求实、语言生动，也就是“用塔西佗的巧手作曲，还要用罗伯逊的悦耳笔调写成”。(15)总之，近代来华西人认为不仅要“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还要“编纂一部完善的史著”(16)，从而“为西方学界提供关于中国的严谨且客观的新知”。(17) 来华西人对中国历史的这番认知，固然可被视为“19世纪前期西方学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18)，然而，其动机从根本上说还是为叩开中国大门做信息准备。在他们看来，“我们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倘若不屑一顾，那么就永远不会形成关于这个民族的正确意见”。(19) 将历史作为叩开中国大门的信息准备，意味着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本质上乃是一种“现实主义”史学，也就是服务于当时欲谋推进的传教事业和殖民活动。麦都思在描述《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一书的撰述动因时指出：“在我们考虑将一个新宗教引入这个国家时，自然要去探究它目前对神圣永恒事物的观念；并要昭显其体制存在的缺陷，为引入新体制拉开帷幕。”(20)美国游历家伊诺克·温思(Enoch Cobb Wines)在1839年出版的《中国一瞥》中说：“好学的哲学家、寻找使民族保持繁荣稳定之原理的经济学人”，还有“散播教义和福被世界的基督徒”“都能找到关于这个民族的有用信息”。(21)当然，郭实猎《打开中国》一书表达得最为直接明确：“中国现在乐意开放商业，很快将对我们开放更广泛的交往，还早晚要向传教事业开放。目前有利的和标志意义的形势，就是出版各种有用的出版物，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中国。”(22)显而易见，研究中国历史正是为“打开中国”提供资料的准备和认知的帮助。 如何使西人对朝代繁多、史事复杂的中国历史有直观的了解，通论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撰史方法。郭实猎1834年出版的《中国史略》按照编年史体例将中国历史划分为“神话时代(三皇五帝)”“古代历史(夏商周秦汉)”“中世纪历史(唐宋)”和“近代历史(明清)”，篇幅达16章之多。(23)麦都思1838年出版的《中国的现状及前景》也是以简明的语言勾连中国历史重要的发展篇章。虽然这些成果在正文中既未添附注释说明史料来源，文后也未列参考书目以供他人借鉴，行文重于叙述，最多可被视为大事记或编年史，然而应注意的是，这种偏重于基本情况介绍和史事要录的书写倾向，更能为西人提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