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强化对台统治和开发，日本政府于1899年在台北正式创立台湾银行(依惯例，以下简称台银)，其设立宗旨“台湾银行作为台湾之金融机关……开发台湾之富源，以图经济上之发达。进而将营业范围扩张至华南地区及南洋诸岛，成为这些国家商业贸易之机关”①，即塑造了该行在经营台湾的同时不断向外扩张的性格。此后，台银以台湾为据点，持续向中国华南地区渗透势力，成立翌年(1900)即在厦门设立了第一个海外营业点——厦门分行②，此后更于1903年在香港、1905年在福州、1907年在汕头、1910年在广州设立分行，从而在华南地区构建起一张纵横交织的金融网。③ 随着台湾银行在广东、福建地区的基础日益稳固，为继续在中国大陆扩张业务，以及出于台湾殖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台银已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在上海设立分行。台银认为，“上海乃中国通商口岸的要津。从本邦同中国间的贸易额上来看，上海居第一位。上海同华南、南洋间的汇兑亦占据巨大数量”。④进入上海，在中国的金融中心开展业务，是当时世界列强在华银行的普遍谋求，日据殖民地的台湾银行亦不例外。且台银进入上海市场，对整个日本对华贸易的扩充也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囿于近代日本对国策银行的指导方针及对东亚的扩张政策，台湾银行设立上海分行的申请屡次被大藏省驳回。 在近代，台湾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成为日本对中国进行金融侵略的三大国策银行。⑤截至目前，海内外学界针对台湾银行在华南、南洋金融活动的研究，有久末亮一、十河和贵两位学者讨论到台湾银行“金融南进”与近代日本东亚政策间的背离，进而强调台湾银行作为殖民地银行自身发展的主体性，但二者的研究仅将日本国策作为背景进行论述，并未就其对台湾银行相关金融活动的影响进行深层次考察。⑥本文以台湾银行上海分行的设立为中心，探究近代日本的东亚扩张政策、对国策银行的管理方针等与台湾银行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关键营业点的设立对台银在华金融侵略活动的影响，从而深化殖民地银行史研究及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研究。 在资料运用上，本文主要利用日本外务省、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以及台湾银行各年志书、时人著述、报刊等资料，在力图还原台湾银行设立上海分行这一动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透过该行在“营利”驱动下的扩张与日本政府既定政策之间的冲突博弈，揭示20世纪早期日本政府在国策银行指导政策上的分歧与论争。 一、政策导向下上海分行设立受阻 20世纪以来，上海不仅逐渐成长为中国的贸易及金融中心，而且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世界市场。其时，日本同华中地区、长江流域的贸易往来，基本都经由上海通商口岸进出。台湾对大陆的货物输出，包括砂糖等物产，很大一部分也经上海中转。当时在上海的日资银行，仅有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一家(1893年开设)，台湾银行如在此地设立营业点，将对日本本土及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贸易扩张产生重要促进作用。 开业之时，台湾银行的核心任务在于经营岛内，因而当时对外扩张仅限于华南地区，并无向上海扩展的计划，在其银行章程中，所列的未来分行开设地止于闽粤两省。⑦但是，“随着时势的发展，(本行)在对华南南洋的金融关系上，已深感在上海、新加坡设立支店的必要”。⑧1905年，在福州分行设立后，台湾银行针对该营业点后续的业务发展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根据对调查结果的研究，台银决定在上海开设分行，以推动台湾银行券在当地的流通，进一步打开华东市场。⑨随即，1906年4月，伴随《台湾银行法》的修订，台银同时修改了银行章程，增加了在上海设立分行的内容，此一变动也获得大藏省的认可。⑩由此可见，台湾银行向上海的推进，并非既定目标，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业务的扩充不断调整的结果。这也体现了其作为殖民地银行的殖民扩张性，对中国大陆金融渗透不断扩展和深化。 然而，在修改章程后，虽然台湾银行“屡次向政府呈报设立(上海支店)的事情”，但因“朝野一部分人的反对”，屡次受挫，以至于自1906年开始筹设，直至1911年才最终实现。(11)关于受阻的原因，台湾银行历年官方志书中并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对此，笔者通过查阅台湾银行总裁柳生一义(1901年11月—1916年1月在任)的演讲、日记以及相关报纸资料等，此事背后的深层原因得以逐渐清晰。 (一)分业主义与兼营主义的论争 近代银行诞生后，一直存在英国式的“分业主义”与德国式的“兼营主义”两种形式。所谓分业主义，指国家在创设银行时，严格按照储蓄银行、外国汇兑银行、殖民地银行、票据贴现及票据承兑等业务专营来设计；而兼营主义则包含各种商业银行的业务，兼营存贷款、汇兑、票据贴现等。(12)明治维新后，日本针对近代国策银行的设计，效仿英国，以分业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一行一业的原则。这是为了避免各国策银行间出现业务上的不必要竞争，尤其是在经济起步或紧缩之时，业务兼营带来的竞争，会造成国家金融上的损失，影响经济发展及对外扩张的步伐。(13)但在实际运作中，日本国内针对两种制度优劣的讨论一直很频繁，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针并未完全得到遵守，很多国策银行随着业务的扩张，逐渐涉足其他银行的经营领域，从分业走向兼营。(1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藏相胜田主计的主导下，日本的金融制度才从传统的英式分业主义，逐渐转变成德式的兼营主义。(15)但针对二者的纷争并未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