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批判理论的独特性时，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霍克海默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学说，认为批判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标志是它关注到了理论的社会劳动实践前提，批判理论仅仅是“解放的历史过程的智识面”。①然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批判理论转向历史哲学后，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学说随之遭到了抛弃。以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家们，纷纷转向其他领域寻找当代社会中的解放潜能。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们，虽然继续坚守社会批判的向度，但是也不再相信劳动具有解放作用。同时期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对劳动解放也都持有质疑态度。到了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那里，这种情况发生了扭转。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解放问题，并且不断尝试为之提供合理的辩护。从早年《劳动与工具行为》②一文，到最新出版的文集《我们的自由的贫困》③，霍耐特在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中都讨论了劳动解放的问题。可以说，对劳动解放的重构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道红线。受其研究的影响，劳动解放问题近年来重新获得了当代批判理论家们的关注，再度获得了应有的地位。④因此，系统性地梳理并分析他试图重新激活劳动解放学说的尝试，既有助于理解批判理论和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发展脉络，又有助于挖掘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学说的当代意义。 一、复兴一种批判的劳动概念的尝试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批判理论发生悲观主义转向后，直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批判理论传统中一度盛行的主流观点是：劳动已经完全丧失了解放的维度。虽然早期批判理论家(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与哈贝马斯在评价现代化时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更为悲观，后者更为乐观，但是他们对劳动的理解却保持高度一致，都认为劳动仅仅是人类工具理性改造和统治自然的手段。前者站在物化批判的立场上认为这需要加以批判，后者站在二元社会(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理论的立场上，认为这是系统整合的合理化过程，无需加以批判。不管是批判还是非批判的立场，他们都把劳动仅视作工具行为，这种行为不具有解放社会中统治关系的潜力。在追求解放的潜力方面，他们都试图通过寻找其他类型的实践活动来替代劳动范式，例如艺术中的模仿活动、以理解为取向的言语交往活动。⑤尽管他们放弃了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学说，但是在看待当代社会现实时，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些合乎时宜的见解。例如，鉴于当今社会的功能分化，不能把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还原为生产劳动的产物；劳动在现代泰勒制中具有碎片化、单调和重复的特征，而这又是提高社会生产率必需的要求，等等。 因此，要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复兴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学说，必然会面临这样的理论难题：如何在不放弃批判理论的一些核心洞见的前提下，修正批判理论对劳动的片面看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霍耐特就已经着手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了。他刚开始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式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的劳动解放学说，即间接地从劳动者的反抗经验出发，而非直接从人的某种本质规定性出发，去证明劳动的解放潜力。该研究成果体现在1980年的《劳动与工具行为》和1981年的《道德意识与社会阶级统治》⑥中。 在《劳动与工具行为》中，他首先澄清了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劳动是连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革命理论的桥梁。马克思不但认为劳动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钥匙(劳动价值论)，而且认为推翻资本统治的力量也存在于社会劳动当中(无产阶级革命论)。通过对马克思劳动解放学说仔细的剖析，霍耐特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两种劳动解放模式给人留下了难题。一种模式是马克思基于(经由费尔巴尔的人类学改造后的)黑格尔的对象化理论所作出的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这种模式所存在的最大难题是在普遍异化劳动状态中难以内在地说明劳动的解放维度。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抽象劳动，依赖某种对象化的有机劳动模式展开批判，就会滑入外在批判当中，即这种批判并没有内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之中。在另一种模式中，马克思不再聚焦于两种劳动活动本身之间的张力，而是直接关注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组织形式本身。他在此过程中看到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并且掌握了相应的现代技术。在此，工人的劳动虽然被死的资本统治，但是工厂本身就像学校一样能提升工人的素质，这些素质在策略层面能够帮助工人团结起来有力地对抗资本主义。但是，这样的劳动解放模式其实先假定了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存在对资本主义的某种批判意识，只有在此基础上，那些新习得的能力才会转化为现实的革命行动。然而，这种解放意识本身如何在社会劳动的行动结构中保留下来，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 马克思之后的理论家们曾试图解决马克思所遗留的上述难题。通过对这些尝试的梳理，霍耐特指出劳动解放学说虽然并没有被彻底抛弃，但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劳动概念的重新理解，却远离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活动本身，这使得他们的批判仅仅具有外在批判的特征。例如，他认为，哈贝马斯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主题，但是用交往行动解放学说取代了劳动解放学说。霍耐特在此对哈贝马斯的批判还比较简单，并没有对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展开批判，例如没有质疑交往行动的解放潜力，而只是质疑了他对工具行为的界定，认为他的工具行为概念过于狭隘，忽视了青年马克思曾经对劳动的不同分类。⑦
